胡适：“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作为学者和文人，胡适同样站出来，不时大声疾呼。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胡适通过自己主办的《独立评论》，经常发表自己以及当时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时评和政论文章，全面阐明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应对之策。面对当时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形与巨大的国力差异，如果战争一旦爆发，将出现怎样的惨烈场面？战 争的进程会一帆风顺吗？中国的抗战将面临如何困难？……这一系列问题，当年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思考和研究。当中最典型的代表，非胡适莫属。
1933年3月27日，日本因国际联盟调查并一致通过对其侵略中国东北的谴责，宣布退出国联。嗣后不久，胡适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慷慨陈词：“我们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信心，才经得起大牺牲！”“全世界道德的贬义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进一步窥视华北，并于1935年5月起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鼓动汉奸流氓发起“华北自治运动”，推进“华北特殊化”。面对日本的无耻行径，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
6月27日，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今北京）订立《秦土协定》，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此前的6月20日，身在北平的胡适曾写信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阐述对时局的看法，主张对日本要有一个应对办法，不能让日本再将察哈尔、河北、北平、天津侵占。胡适希望政府当局：“对世界固应赶紧结合，对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种可以使我们喘气十年的ModusVivendi （权宜之计）。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安然整军经武，此可断言也。”同时，他对未来中国以及世界局势的发展进行了大胆预测：“（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胡适希望将此预测作为“我们一切国策的方针”，同时也希望王世杰能慎重考虑，并设法将他的想法转告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
为了促成“不很远的将来”的到来，以求得中国“翻身的机会”，6月27日，胡适再次写长信给王世杰，坦陈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在信中，胡适写道：“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
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就是“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为此，他主张：“我们必须准备：（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二）华北的奋斗，以至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三）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那就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胡适也指出，上述三方面的毁灭与牺牲，“都不是不战而退让，都是必须苦战力竭而后准备 牺 牲 。 …… 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在这封长信中，胡适明确反对蒋介石的“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思想。认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仍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胡适在信中反复强调：“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苦痛。”“公等如不甘仅仅作误国的‘清流党’，必须详细计画一个作三四年长期苦斗的国策，又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此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 复兴条件。”“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当时与胡适持同一见解者，亦不在少数。据王世杰7月11日复胡适的信中称，国民党中央的高官如戴季陶、居正、孙科等人，其见解“与兄第三函（即6月27日长函）所言略同，而其主要方法则在‘团结’。”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回答友人“中国打得过日本吗？”这一问题时，其回答也是：“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
以后，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后最初三四年抗战形势的演变，证明了胡适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蒋百里的御敌理论
傅斯年、胡适等著名学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独立的思考，纷纷提出御敌之策。那么，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以及研究战争与军事的战略家们，对此又有什么高见呢？
蒋百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而后专赴德国研习军事，系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略家，被誉为“观时局，崇国防，论抗战，纸上能谈兵，当真国士无双”。他自然对日本侵略我国的阴谋感悟更多，也提出了更加适合我国的御敌之策。
蒋百里在其早年撰写的《裁兵与国防》一文中，不仅将日本作为未来侵略中国的惟一假想敌，表现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高度警惕，而且还提出了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应取之策。他在文中写道：“呜呼，我国今日，乃日日在威胁中者，非彼侵略性之国家为厉哉？然则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
1922年，蒋百里又于《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中，充分阐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特性，表明了誓死守卫国土的决心：“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与此同时，蒋百里还明确指出御敌制胜的惟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1923年，蒋百里因母亲去世，由北平返浙江硖石老家奔丧，事后偕湖南吊丧代表龚浩返回北平。当乘坐的火车经过徐州时，蒋百里若有所思地说：“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三阳为根据地，即洛阳、襄阳和衡阳。”龚浩听到蒋百里这样说，并不当成一回事，反而认为是他的老师太敏感。在龚浩看来，“将来无论怎样，中国半壁河山不会沦于敌手的”。只是碍于老师的面子，不好抬杠，“只好付之一笑”。
不曾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的话就应验了。不仅北平、天津、上海、太原等大城市很快沦陷，连河南省政府也被迫从开封迁到南阳。此时已升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龚浩，忆及蒋百里十几年前的预言，敬佩之余，“乃在卧龙冈造了一座小亭，颜曰‘澹宁读书台’，还镌碑记载当年津浦车中的一席话”，留为纪念。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刚刚出狱不久的蒋百里，即向蒋介石建言，称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亡南宋的路线，即由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亡国无疑。必须采取抗 战军力“深藏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的策略，方能最后胜利。在蒋百里看来，无论从地理上看，或是从民族性讲，湖南都是中国的心脏，如同欧洲的德国。“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1937年初，蒋百里奉命秘密视察中国南北各地的防务，他的足迹走遍了北方的青岛、济南、北平、太原、石家庄、郑州，也涉足中部的武汉、长沙、衡阳，还到了南面的广州、香港与福州。在福州，他与陈仪“谈到中日问题，两人同以为战争不能免，而且短期内不能解决，战局必逐步西移”。同时认为“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行的”。至于中日之战的最后结果，蒋百里在1937年结集出版的《国防论》之扉页中，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同时，他指明了抗战的方略，那就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蒋百里相信：虽然日本侵略中国是势在必行，但其最终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傅斯年、胡适、蒋百里等人有关中国对日抗战所采方针策略的主张，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国民党高官要员以及蒋介石的手中，同时也得到了执政的国民党中央一些高官要员的认同和支持，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时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的对日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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