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的建立为世界历史搭设舞台,世界历史才有意义!|野史秘闻

2016年10月17日23:22:57 评论 45

  (东东方)两种历史文明都是从本身所处的区域来看世界,两大文明各自以为本人的区域才值得被称为世界,且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形式也无法兼容。但是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呈现,使得这两大历史文明透过“草原之道”结合在一同,为世界史的呈现搭设了舞台。

蒙古帝国的建立为世界历史搭设舞台,世界历史才有意义!|野史秘闻

  冈田英弘《世界史的降生》 材料图

  本文摘自:磅礴旧事网,作者:蔡伟杰,原题:蒙古帝国是如何“创造”世界史的

  在史学界,冈田英弘(OkadaHidehiro)以其西洋史与蒙古学研讨蜚声学界。现为日本东京本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明研讨所声誉教授与西洋文库兼任研讨员。他因参与神田信夫与松村润等人掌管的《满文老档》译注任务,而以二十六岁青年学者之姿荣获日本学士院奖,是仅次于日本文明勋章的荣誉。但是在中国他被引介的作品多半是与满学与蒙古学相关的学术论文,其数量与其专著相比实为九牛一毛。

  去年4月23日,王岐山同志在中南海会晤美籍日裔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一行人时,特别提及他对冈田英弘历史著作的欣赏。不久后,坊间的报刊杂志开端登载关于冈田英弘的引见文章,其中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生孔令伟为“磅礴旧事”撰写的“王岐山说的冈田英弘是谁?”一文为代表。不少出版社也开端着手译介其作品。而本书《世界史的降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可以算是这波风潮下的首部效果。广阔的中国读者群也得以一窥这位日本史家关于世界史的另类考虑与观念。

  东东方两种历史观

  本书的日文原名为“世界史の降生─モンゴルの発展と伝统”。日文初版于1992年发行,1999年再版。最早于2013年由台湾的广场出版社首先发行繁体中文版《世界史的降生:蒙古的开展与传统》,由陈心慧翻译,而校订新版则转由八旗文明于2016年发行。而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则据繁体中文版为蓝本,并经地方民族大学讲师袁剑审校后,由北京出版社于2016年发行。与正体中文版相较,简体中文版删略了局部内容与一切地图,但根本上坚持了原书面貌。虽然从现今的角度来看,本书内容已略嫌陈腐,但仍可从中一窥冈田史学之大概。

  作者主张由于蒙古帝国的呈现而使世界史变得能够。由于在现代文明中,书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明呈现的。而最早拥有历史文明的仅有两种文明:即东方的地中海文明与西方的中国文明。其他的文明本来缺乏历史文明,但后来遭到前述两大文明影响而发生书写历史的文明。而东东方的历史文明观则辨别以源自东方地中海文明的希罗多德《历史》,和源于西方中国文明的司马迁《史记》两书为代表。

  地中海型历史观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代表。该书研讨的对象并非希腊世界,而是横跨亚非的波斯帝国,所描绘的是尚未一致的强大希腊如何打败亚洲强国波斯的故事。而这种希腊系文明的历史叙事与另一支后来透过基督教进入罗马帝国之犹太系历史文明(以《圣经·启示录》为代表)中的善恶对决世界观相重合的后果,确立了地中海文明以“仁慈欧洲打败罪恶亚洲为历史宿命”为代表的对决历史观,以变化为主题。后世的西欧人身为遭到基督教影响的罗马帝国后嗣,其历史观则在希腊系与犹太系两种文明之间摆荡。

  而中国型历史观则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中国帝制的历史,讨论的是皇权的来源与转移的进程。而皇权之所以转移,是天命转移的后果。而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为正统。而天命的正统万一呈现了变化,皇帝的权利将无法维持。因而中国型的历史观选择疏忽理想世界的变化。而在这种以正统递嬗为主轴的历史观下写出的历史,根本上是一种停滞不变的历史。其历史舞台次要局限于中国际地,无法将地方欧亚地域的历史反映出来,例如《元史》仅是蒙古帝国中元朝局部的野史。

  蒙古帝国成立后才有真正的世界史?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第六章为全书重心所在。作者主张前述两种历史文明都是从本身所处的区域来看世界,两大文明各自以为本人的区域才值得被称为世界,且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形式也无法兼容。但是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呈现,使得这两大历史文明透过“草原之道”结合在一同,为世界史的呈现搭设了舞台。本书作者主张,由于蒙古帝国统合了欧亚大陆,偏重新划分其政治边界,因而可以说后来的中国、俄国与土耳其等民族国度的呈现也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遗产。他更进一步以为资本主义经济其实首先降生于华北,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经由欧亚草原传上天中海世界与西欧,加上海上贸易兴旺,因此揭开了古代的尾声。而且蒙古帝国独占了欧亚的陆路贸易,以致于处在核心的日本与西欧自愿转向海路贸易,遂开启了陆地帝国的时代。

  作者以为在蒙古帝国治下,整个世界可以被视为全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可以说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是世界史以前的时代,十三世纪后才呈现了真正的世界史。其中又以十四世纪初期供职于伊利汗国合赞汗廷的拉施特(Rashidal-Din,本书译为拉希德丁)所编著的《史集》为代表。该书从蒙古人及其他游牧部族的历史写起,然后述说了蒙古大汗的历史以及蒙古以外各国人民的历史,包括自《旧约圣经》中的亚当以降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承继者的阿拉伯帝国、波斯、赛尔柱、花剌子模、中国、法兰克(包括罗马皇帝与教皇)及印度等地的历史,规模远超越以往的历史著作(194-196页)。

  虽然哈佛大学中国与内亚史教授傅礼初(JosephFletcher)以为在十六世纪以前不能够有所谓晚期古代(1500-1800年)的全球全体史(integrativehistory),由于直到十五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文明依旧与亚、非、欧洲隔绝,而且学界对该地域的晚期历史依旧缺乏理解。其论点的确也有理有据。不过假如我们将冈田英弘的论点做些修正,称《史集》这部以成吉思汗黄金氏族为中心的欧亚史,在规模上可谓最接近古代意义的前古代世界史作品,也许争议会更小,且能更适切地描绘其意义。

  事先在蒙古治世(PaxMongolica)下,这种欧亚世界一体的想象不只反映在史学的工夫概念上,也反映在制图学的天文概念中。日本京都大学西洋史与蒙古史教授杉山正明(SugiyamaMasaaki)在《推翻世界史的蒙古》一书中就已经比拟过事先辨别成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幅世界地图:一是由犹太人亚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Cresques)绘制,现庋藏于法国国度图书馆的《加泰罗尼亚地图》(CatalanAtlas,也译为《卡塔兰地图》),成图工夫约为元朝得到对中原控制不久后的1375年。另一幅图则是朝鲜王朝绘制于1402年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前者由八张长幅图组成,西起大西洋、不列颠岛,经北非、中东与印度,东达中国。外面的许多地名分明遭到《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然后者该当是以元代传播的《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两种底图绘成,图中记载的诸多行政区称号为元代称谓。该图东起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并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欧亚大陆与非洲,西至欧洲边沿。这两幅世界地图对间隔本文明越远之地域的记载粗略水平不一,但出现出欧亚一体的认识和视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好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混一”所表示的,蒙元不只终结了中国史上三个半世纪宋辽金南北分治的场面,而且也是华夷的混一,其范围约相当于事先的欧亚世界。

  作者以为明朝是蒙古的承继者,理由是明朝实行带有元朝颜色的军户制与封建制等(166-167页),而这些的确都有蒙古统治的成分在内。但是到了明代中叶,虽然封建制依旧存在,军户制却已日益废弛,并逐步改为募兵制。关于明朝承继元朝制度的成绩,学界也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在东方中国史学界,近年来流行的宋元明转机论就强调元朝在这段时期中的关键角色。而在中国学界,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近来则提出两个南北朝的实际,即第一个南北朝与后来的宋辽夏金第二个南北朝,而唐宋革新则是两个南北朝之间的过渡时期。而在中国历史与制度开展上,也存在着南朝与北朝两条开展方向。元明之间的承继关系在这个实际中,则可以视为由辽夏金元朝代表的军户制、户役法与封建制等北朝传统在明初被承继,但明中叶当前如募兵制、一条鞭法与民营征税等近似中唐两宋为代表的南朝制度逐步复苏。因而后来构成南北两种体制并行的状况。这种剖析其实要比作者冈田英弘仅以明初的状况下结论要来得愈加片面,也更能描绘即使明承元绪,但其后来的开展轨迹却是逐步偏离元朝传统的状况。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

  作者对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的诠释作了过度概括,故呈现将两者实质化而无法互通的情形。但就笔者看来,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中其实也有互通之处,即都强调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的确存在如作者所言希腊与波斯两大定居文明间的对立,但是作者疏忽了该书的另一个主题,即定居波文雅明与游牧斯基泰(Scythian)文明之间的和战。至于作者所谓停滞的中国式史观,从本书着重剖析的《史记》来看,南方游牧匈奴民族与北方定居汉朝的对立也是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这种对立是出自于两种文明间不可化约的差别。好像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金鹏程(PaulR.Goldin)在《在古典中国里作为哲学成绩的草原游牧民族》(SteppeNomadsasaPhilosophicalProbleminClassicalChina)一文中所提到的,古典中国哲学中原先以为一切人类的实质相反,只是存在文明风俗上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在圣贤的教化下是可以被改动的。但到了《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所记载之中行说与汉朝使节间的对话,正标明了汉文明习气不见得合适一切人(如匈奴),并供认即使是教化亦有其界线。

  反观其他受蒙古帝国影响下编纂的史书,也并非都如《史集》普通具有宽广的世界视野。以据信出于蒙古史家之手的《蒙古秘史》为例,其内容也是详于蒙古本部与黄金氏族的历史,而在述及其他定居文明时,也异样存在着记载细致与年代不清的情形。因而《史集》的呈现,其实某种水平上算是一种特例。

  也就是说,地中海型、中国型以及后来的蒙古型(或地方欧亚型)这三种历史观之间的差别能够并不像作者所说的如此水火不容,而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则是三者之间共有的主题。因而我们在考虑前古代欧亚世界史的写作形式时,假如能从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动身,那么前述的这三种历史形式其实都能作为吾人撰写前古代世界史的思想资源。

  另内在第七章“从西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中,作者对日本史学界历史分期的反思也值得我们考虑。冈田英弘以为传统日本史学界的日本史、西洋史与西洋史三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分期规范,因而无法从中为新的世界史开展出一个适当的研讨架构。例如内藤湖南的唐宋革新论中将皇帝民主视为中国走向“近世”(即近代)的目标之一,但是在东方,民主主义次要的开展仅仅限于法国,并不能作为整个东方的开展代表,因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目标。这个批判也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史与世界史分期的分期成绩,而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世界史分期的规范也值得归入思索。

  简言之,笔者赞同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分期的地方欧亚视角有潜力成为将来世界史学界的模范,但这并不需求以褒扬其他文明的史观为代价。反之,吾人实可以从这些不同的史观中继续吸取营养,以便发明出更具解释力的世界史模范。

  最初针对本书存有疑义与校订未尽之处作一补充,书中注释第1页,将阔阔出视为铁木真的堂兄弟,是由于阔阔出之父蒙力克曾对铁木真有恩,故铁木真尊称他为“蒙力克父亲”,但实践上铁木真与阔阔出应无真正的血亲关系。第72页,回鹘汗国的“吉尔吉斯人”,历史上称其为“黠戛斯”。第161页,“伊儿汗国”为旧译名,现多译为“伊利汗国”。第199页,《蒙古源流》一书偶误作《蒙古流源》。同页“布儿罕合。勒敦山”中之句号为手民之误,应去之。第215页,“满州语”应作“满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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