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门户的被动开放及中外交流的日趋频繁，如何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迅速地提上了中国
三
19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在探讨西方富强，中国贫弱的原因时，越来越多的爱国士大夫开始将思维和目光从军事、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要求学习西方，开设议院以图中国富强的呼声，日渐普遍和高涨。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三个因素有关。
一是边疆危机的日趋严重，使爱国的人们对中国的前途日益担心与忧虑。如何摆脱这种窘况尽快富强起来，成为他们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
二是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中法之战可以说是对洋务运动的一次检验。这场战争，既暴露了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也暴露出洋务运动的诸多弊端。洋务运动初起之时，曾给人们以很大希望。中法战后，越来越多的人们抛弃了洋务自强的幻想，开始另寻救国之路，另觅富强之途。
三是先进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鸦片战争使“中外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随着西学东渐规模的扩大，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人们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也越来深入。
经过长期不懈地探索和艰辛的思辨，人们已顺着坚船利炮、科学技艺之藤，摸到了君主立宪之瓜。因此，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前的十年间，中国政治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情况和新变化。
首先，一些具体的议院方案纷纷出台。这些方案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办议院或半民选议院，其主张以汤震、陈虬、陈炽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没有去过欧美诸国，不懂外国文字，与外国人接触也不多，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在时代感召下，他们开始背离旧传统，接受新观念的洗礼，但内心深处却与旧文化藉断丝连。他们认为西方的议院虽有种种好处，但中国目前难以实行，应当“采西法而变通之”。
从具体内容看，他们设计的议院并无决策权力，只是供皇帝咨询或反映民意的机构，不具有与皇帝分权的民主性质，因此，这种议院同西方的议院相比，是名同而实异，貌合而神离。
另一类议院则是民选议院。其主张以何启、胡礼恒等人为代表。他们早年或漂洋过海，负芨异邦，或虽未远度重洋，但却就读于洋人执教的新学堂。因此，他们系统接受了西方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而且，他们长期生活在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可以无所顾忌地放言高论。从他们设计的具体内容看，与前一类议院有所不同。
议员不是由官员充任，而是经公举从秀才、举人、进士中产生，以票多入选。议员的任务是议政。议员与官员、议员与君主之间一定要做到“意合”，既意见统一，否则，只能再议再奏，君主并没有最终裁决权。这种情况，与西方议院相近，具有相当的民主性质。
其次，个别士大夫已开始超越西方民主的具体制度，开始探讨这种制度赖以形成的人权思想、自由精神和法制观念。例如胡礼垣说:“夫天下公器也，国事公事也，公器公同，公事公办，自无不妥，此选议员辟议院之谓也。”又说:“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事既属乎民，则主亦属乎民，民有性命恐不能保，则赖君以保之，民有物业恐不能护，则藉君以护之。”至于如何保护，“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惟恐其法令之不能行也。于是乎奉一人以为之主，故民主即君主也。”[9](Ｐ375)这里表达的显然是主权在民思想。
另一位思想家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向国人解释了西方的自由观念和法治观念。他说:“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10](Ｐ912)他还指出西方各国是以法治国，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这些言论无疑大大丰富深化了人们对西政的认识。
再次，在中法战争之际，出现了一些公开要求政府开设议院以图富强、挽救危局的上书活动。1883年，庶吉士崔国因向清廷递上《奏为国体不足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率先公开提出了开设议院的建议。第二年，民族资本家郑观应和洋务大员张树声先后上书政府，提出了类似要求。1888年，康有为有以无名秀才身份写了《上清帝第一书》，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上述种种变化表明，用西方的民主制取代腐朽的君主制已由少数人的超前见解变为多数中国先进士大夫的共识和迫切愿望。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先进士大夫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现象到本质，都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一些人已不满足于坐而论道，而开始将思想付之行动，预示了一场政治运动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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