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门户的被动开放及中外交流的日趋频繁，如何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迅速地提上了中国
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门户的被动开放及中外交流的日趋频繁，如何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迅速地提上了中国近代史的日程。在鸦片战争到甲午战前的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士大夫。他们放眼世界，大胆探索，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本文对此略加评析，错谬之处，敬请指教。
一
中国人真正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考察和认识，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在此之前，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既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践和尝试，也缺乏民主思想与观念的理论阐发。虽然中国有着不绝如屡的农民起义，但都没有提出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要求。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尽管不乏批判君主专制的内容，但即便是其中最激进的部分，也只能归属于传统的民本思想。东方的民本与西方的民主虽然仅有一字之别，但二者却有质的不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虽然不曾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但有关西方民主的介绍，却在鸦片战前，传入了锁国的中国。
据介绍，1838年，美国传教士高理文就在其所刊印的《美理哥国志略》一书中，叙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该书是一本以美国乡土志课本为主要内容的史地书，书中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来源、组织及功能等，均有扼要的介绍，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之关系，也有具体的解释。但该书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未见任何反应。印数有限是其中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长期锁国所形成的天朝上国意识的阻碍。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天朝帝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打破了”[1](Ｐ2)。主权丧失、割地赔款的冷酷现实向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而紧迫的问题:中国必须对打败自己的海外夷人重新认识，中国必须对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社会进行全面考察，再不能像以前那样，不顾时势，安于现状，孤芳自赏。但是，对待这一重大历史转变，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表现了主动自觉的历史转折意识。清军的失利，英军的强悍曾使以道光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上层感到震惊，可鸦片战后的虚假和平又使他们昏昏睡去。与此相反，鸦片战争的隆隆枪炮声却惊醒了一批思想开明、头脑敏锐的爱国士大夫。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他们自觉承担了开眼看世界的历史重任，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楠等人是其中杰出代表。
在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他们相继编译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关于外部世界的书籍，在这些著述中，他们不仅向耳目闭塞的国人娓娓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教育、科技工业及风土人情等情况，而且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作了介绍。不仅如此，魏源、徐继畲、梁廷楠等人还将西方政治制度的看法和认识，露诸笔端，成为近代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认识的最早记录。
当时，西方的民主制度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另一种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制。魏源等士大夫对后者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并不惜笔墨，大加称赞。其中魏源与梁廷楠主要着眼于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分析和称颂。
例如魏源说:“弥利坚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及世，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呼?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好好之，三占从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呼?”
他还称赞美国的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对同样实行了民主制的欧洲小国瑞士，他称之为“西土之桃花源也”。梁廷楠不仅注意到了美国民主制“未尝以人变法”的特点及好处，而且还对这种制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说:“(美利坚)自立国以前，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年限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众听命焉。”[3](Ｐ50)
他还认为，美国的地、时及民族性决定了这种民主制度。徐继畲不仅称赞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而且对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大加称赞，誉之为“几于天下为公”[4](Ｐ210)。
对这些士大夫西政观的积极影响不能低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的国门刚刚被打开，锁国、保守意识仍象不散的幽灵，徘徊于官场士林，充斥于士大夫的麻木头脑。就是在这样一种自大、蒙昧的氛围中，魏源等士大夫却以明朗的态度称颂夷人的制度，这不仅要有见解，更要有勇气。在专制了两千余年的国度里介绍西方的民主制，这在当时就已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更何况魏源等士大夫不仅停留在介绍的层面，而是一开始就予以赞誉呢?魏源等人均是标准的士大夫，他们是以中国的专制政体和现实政治为参照系与西方民主制相比较到民主的最初觉醒。当然，尽管魏源等士大夫对西方民主制称颂不已，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如何使这种“长法”移植中国的建议和方案，对这种政治的虚伪本质也未能触及，存在着较大的表面性、片面性。时代的、阶级的及个人认识上的原因使这种情况难于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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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70年代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中国门户进一步被打开。西方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社会经济日益衰败，人们生活更加贫困。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使爱国的人们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创办，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西学东渐的规律也显著扩大。这些因素，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中国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
早期维新派士大夫的眼界更为开阔。除了以西方为媒介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来华的传教士朝夕相处，切磋学问;也有些人则漂洋过海，亲历西方，足践欧土。这些都大大丰富、加深和提高了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就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认识而言，这些先进的思想家们将关注的目光和思考的重点还是放在了经济领域。从他们当时所发表的言论看，更多的是关于兴利、重商、求富的论述。不过，也有极少数爱国士大夫，如王韬、郑观应、郭嵩焘等，独具慧眼，思想超前，在阐述其经济思想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看法和见解。
与鸦片战后魏源等人相比，郭嵩焘等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及其与中国关系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和深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西政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地位问题。当时，这些先进的思想家认为，中国要想实现民富国强，必须学习西方。正如郭嵩焘所言:“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得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也是”[5](Ｐ137)。
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文明中，根本和关键之处何在呢?经过分析和研究，他们认定，西政是比科学技艺和工商贸易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见解，郭嵩焘于1875年在清廷关于海防之议的大讨论中最先作了明确阐述。
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不过他接着又说:“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6](Ｐ345)意思是说，西政虽是西方立国之本，且本与末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学习西政的条件，因而应当从“商贾”、“造船制器”的“末”入手，为日后实行“本”打下基础。尽管如此，但他承认西政是西方文明之本，是中国应该取法的关键，这在中国历史上则是前所未有的，这标志着中国先进士大夫对西方文明的深化。
其次，他们对中西政治的利弊进行了比较，对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及民主共和政体也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证了中国学习西政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应当选择的政体模式。
例如郑观应在《易言》中指出，中国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未由上述”，“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便于上矣”。“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徜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7](Ｐ103)
他期望中国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王韬则指出:“泰西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前两种均有弊端，只有君民共主最好。这种政体的运行方法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议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远近。他认为，欧洲诸国之所以能横行天下，原因在于实行了这种政体，而中国之所以“欺藐于强领悍敌”，在于没有实行“君民共治”。“中国苟得君主之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盘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先进士大夫对西方政治的认识已有了质的提高，特别是“君民共主”的见解，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有了微弱的民权思想。但局限性也明显存在，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缺乏哲理性思考;第二，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和方案，无法操作;第三，没有付诸政治实践，只是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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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在探讨西方富强，中国贫弱的原因时，越来越多的爱国士大夫开始将思维和目光从军事、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要求学习西方，开设议院以图中国富强的呼声，日渐普遍和高涨。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三个因素有关。
一是边疆危机的日趋严重，使爱国的人们对中国的前途日益担心与忧虑。如何摆脱这种窘况尽快富强起来，成为他们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
二是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中法之战可以说是对洋务运动的一次检验。这场战争，既暴露了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也暴露出洋务运动的诸多弊端。洋务运动初起之时，曾给人们以很大希望。中法战后，越来越多的人们抛弃了洋务自强的幻想，开始另寻救国之路，另觅富强之途。
三是先进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鸦片战争使“中外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随着西学东渐规模的扩大，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人们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也越来深入。
经过长期不懈地探索和艰辛的思辨，人们已顺着坚船利炮、科学技艺之藤，摸到了君主立宪之瓜。因此，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前的十年间，中国政治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情况和新变化。
首先，一些具体的议院方案纷纷出台。这些方案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办议院或半民选议院，其主张以汤震、陈虬、陈炽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没有去过欧美诸国，不懂外国文字，与外国人接触也不多，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在时代感召下，他们开始背离旧传统，接受新观念的洗礼，但内心深处却与旧文化藉断丝连。他们认为西方的议院虽有种种好处，但中国目前难以实行，应当“采西法而变通之”。
从具体内容看，他们设计的议院并无决策权力，只是供皇帝咨询或反映民意的机构，不具有与皇帝分权的民主性质，因此，这种议院同西方的议院相比，是名同而实异，貌合而神离。
另一类议院则是民选议院。其主张以何启、胡礼恒等人为代表。他们早年或漂洋过海，负芨异邦，或虽未远度重洋，但却就读于洋人执教的新学堂。因此，他们系统接受了西方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而且，他们长期生活在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可以无所顾忌地放言高论。从他们设计的具体内容看，与前一类议院有所不同。
议员不是由官员充任，而是经公举从秀才、举人、进士中产生，以票多入选。议员的任务是议政。议员与官员、议员与君主之间一定要做到“意合”，既意见统一，否则，只能再议再奏，君主并没有最终裁决权。这种情况，与西方议院相近，具有相当的民主性质。
其次，个别士大夫已开始超越西方民主的具体制度，开始探讨这种制度赖以形成的人权思想、自由精神和法制观念。例如胡礼垣说:“夫天下公器也，国事公事也，公器公同，公事公办，自无不妥，此选议员辟议院之谓也。”又说:“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事既属乎民，则主亦属乎民，民有性命恐不能保，则赖君以保之，民有物业恐不能护，则藉君以护之。”至于如何保护，“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惟恐其法令之不能行也。于是乎奉一人以为之主，故民主即君主也。”[9](Ｐ375)这里表达的显然是主权在民思想。
另一位思想家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向国人解释了西方的自由观念和法治观念。他说:“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10](Ｐ912)他还指出西方各国是以法治国，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这些言论无疑大大丰富深化了人们对西政的认识。
再次，在中法战争之际，出现了一些公开要求政府开设议院以图富强、挽救危局的上书活动。1883年，庶吉士崔国因向清廷递上《奏为国体不足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率先公开提出了开设议院的建议。第二年，民族资本家郑观应和洋务大员张树声先后上书政府，提出了类似要求。1888年，康有为有以无名秀才身份写了《上清帝第一书》，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上述种种变化表明，用西方的民主制取代腐朽的君主制已由少数人的超前见解变为多数中国先进士大夫的共识和迫切愿望。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先进士大夫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现象到本质，都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一些人已不满足于坐而论道，而开始将思想付之行动，预示了一场政治运动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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