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让剩下的那些死心眼子见识见识我的厉害......因而，大明开国以来又一场大屠杀序幕，这种在历朝历代都极为稀有的规模的殉难现象，就这么上演了! 追溯到，朱棣发起靖难之役，打进南京城时，仅有25个“识时务”的建文朝大臣在兵部尚书茹瑺的率领下，手举降表出来迎接朱棣，朱棣很是恼怒：整个建文朝不少于600个大臣，却仅有20来个投降，由于建文四年为壬午年，人们便将建文忠臣及其亲人和支持者蒙受的屠戮称为“壬午殉难”，其中大约有100多个文臣学士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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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军打入北京时，崇祯朝殉节的大臣都寥寥无几，遁迹拒降者也没多少，而建文朝臣“在其任遁去者，463人”，但是按理说，异族的入侵更应遭到正统观念的排斥才对。若只是由于正统观念作祟，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从建文到永乐文臣学士较少投降这一现象的。
那到底是何缘由导致建文朝竟有如此多视死如归的“愤青”呢?
第一，建文新政得人心，特别得到江南人民拥护
建文帝得人心的根本缘由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他对大明帝国臣民推行了以宽仁为核心的新政。如洪武三十一年，刚刚上台的建文帝就下令“省并州县，革冗员”，仅过了一个月他又“诏行宽政，赦宥罪”，到了年底，再次“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建文元年，他又“诏告天下，举遗贤。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单废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调查官吏，赈济灾民……”
一个皇帝登基后几个月内，先后下诏四次减免天下赋税，这样的好皇帝很少见。建文帝在把朱元璋过猛的政策加以调整，让老百姓不断地得到实惠，这是他得人心的关键。相对于朱棣各种劳民伤财的大工程来讲，没有那么“宏伟魄力”却以宽仁治国的建文帝是在用雨露滋养般的惠民政策，让老百姓享用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皇恩”。均江、浙赋。建文二年，正值建文朝廷组织最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当时集结了全国兵力50万，筹集军饷100万石以上。要说正是用粮的时分，但建文帝还是做出了一项公平的惠民举措，下诏平均江南田赋，建文帝惠政于民，特别是对江南的老百姓有莫大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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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有句名言“得人心者的天下”，自有其道理存在，但若套在建文帝身上，反倒有些不合适了。
第二，的确建文朝不屈而亡的大臣们很大程度遭到正统观念影响，追求儒家正统观念
也就是所谓的“名正言顺”。朱元璋既然立了朱允炆做承继人，朱允炆就是合法的皇帝，一切人都要来保护他、支持他;朱棣就是造反者，是世代都要受诅咒和打击的对象。拥有这样的思想观念的建文朝臣代表，最著名的就是刘伯温的二儿子刘璟，即便面临死亡的要挟，他就是不肯屈从，还不忘警告朱棣：殿下几百年以后还逃脱不了一个“篡”字。
第三，儒家理学确立时期，义理观念清晰
作为官方思想，虽然“君为臣纲”等观念是一种糟粕，但其强调的“忠、义、理、信”还是有可取的地方的，因而，对建文朝那些视死如归的大臣不能简单地说是愚忠，毕竟这些殉难的大臣大多是清正正直之人，或是为民做主、为国献策的廉吏良臣，就像《明史》所说：“‘靖难’之役，朝臣多捐躯殉国……从容就节，非大义素明者不能也。”这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四，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低下，大明开国以后朱元璋对他们也不好，知识分子对之有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心理情，由于建文帝的广施善政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在两宋，元朝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达到新低，元代民间社会有“十等”人的说法，其中“儒”排到了第八位妓女的后头，成为“老九”，可见，当时知识分子是何等的压制啊，因而元代的文人画都灰蒙蒙的，很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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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朱允炆上台后，一改朱元璋的严酷政治，主张“齐民以刑不若齐民以礼”，他总想效仿三代之治。建文帝性格文弱，温文尔雅，在朝堂上也不随便责罚人臣，即便像尹昌隆那么样的乌鸦嘴，都快要爆料皇帝的私生活了，建文帝还是没有怪他。在削藩问题上，有些观点已经近乎胡说了，但建文帝还是让人家讲完，并不治他们的罪。建文朝政实在是宽松，想怎么样讲究怎么讲，只需不当着皇帝说“我要造反”就没事。
建文朝士大夫有些经历了朱元璋时期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政治生活，到了建文时代，感到了自我价值得到了完成，在这些打小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来看，他们真的遇到了一位仁君，他们的儒家理想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完成了。
第五，传言建文帝还没死
既然有人说建文帝逃亡了，那么作为建文朝的大臣大多抱定了不事二主的态度，期盼建文帝复辟，所以采取了跟朱棣不协作的态度，这也是为何那么多人跟随和怀念建文帝的一个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