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是非常不堪的作为，似乎都可以被原谅。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藉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里面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别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几乎一点好功绩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的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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