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宋任穷等人再受冲击，周恩来指示立即修围墙
1967年1月“夺权”风暴刮起后，中央将大军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集中到京西宾馆住。
周恩来十分关注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被安排住在六楼东头的一个套间，经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来揪斗他。8月25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宋任穷。仗着人多，一部分人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六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人继续与警卫部队纠缠。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宋任穷进行殴打，并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傅崇碧立即指挥警卫部队夺回了宋任穷。
周恩来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
第二天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来，不无担心地说：“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说：“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您看行吗？”周恩来果断地说：“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傅崇碧亲自指挥转移这些老同志，秘密地来到了东高地。造反派见这些老干部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没有办法，这些人又被安排回京西宾馆。1968年4月，宋任穷又从京西宾馆转移到海运仓的总参招待所。他去时，陈再道、钟汉华、李成芳、秦基伟、甘渭汉、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左齐等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同志已经在那里了。宋任穷同陈再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起在冀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在艰苦的环境中并肩战斗，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了。两人在此相见，不禁感慨万端。陈再道对宋任穷说：“现在有些人整我整得厉害，挨过打，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可毛主席到武汉是保我的，也是主席下令把我从外地先接到京西宾馆的。我相信，我的问题最后一定会搞清楚的。”
听傅崇碧说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电梯里，周恩来不禁担心起来
1967年7月24日凌晨，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2人到北京去开会。
要他们来北京的文件是周恩来起草的，并要求工作人员用绝密电发出。同时，周恩来找到杨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的住宿和安全问题：“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住京西宾馆。告诉宾馆工作人员，一定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宾馆警卫部队不足可以增派，要绝对保证陈、钟等人的安全。”
尽管周恩来作了这样周密的部署，但陈再道等人进京住京西宾馆的消息还是让中央文革的人有意泄露了出去。他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
24日中午，秘书报告周恩来：京西宾馆报告，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数千人包围了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警卫部队快要顶不住了。周恩来让卫戍区第三政委黄作珍去京西宾馆向造反派宣布，限令造反派先撤出宾馆，其他问题以后再谈。黄作珍去了不一会儿就打来电话，说造反派不答应，继续向大楼冲击。周恩来又打电话让傅崇碧亲自去。
傅崇碧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群汹涌，有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傅崇碧立即重新宣布周恩来写的四条，造反派仍然不听。傅崇碧急忙上楼，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三个人弄进一个平时很少开的电梯内，让电梯开到八九层中途悬停下来，熄了灯，而且告诉他们没听到规定的信号别出来。
造反派没抓着陈再道，赖着不走。傅崇碧怎么劝也劝不走。陈再道他们又不能在电梯里呆得太久，没办法，傅崇碧只好打电话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听说陈、钟、牛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电梯里，不禁担心起来：“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
“他们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傅崇碧最后说了一句，“可能还是要请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来立即找到戚本禹，严厉地对他说：“你们必须把冲入京西宾馆的群众劝走。否则，陈再道他们被抓走了，你们去向主席作出交代，我不管了。”
戚本禹看到周恩来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立即来到京西宾馆。他一开口，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然而，文艺口的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却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事后看，“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等串联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他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为了鼓劲，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造反派的游行示威。她甚至亲自出马，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军史上不多见的荒唐事：开国中将当众打开国上将耳光
1967年7月26日上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讨论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在武汉受伤的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也被推到了会场。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全都换穿了军装。
会议名义上是讨论会，实际上是批斗会。
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开炮”：“‘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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