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在李大钊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积极参加和指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教育团结了包括毛泽东、周
其次，他初步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当他还是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分，他就讲过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以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他以为，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不可与客卿谋”。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他在揭露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相矛盾的同时，并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相反地，他正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承继者。他以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有短长，建设世界的新文明，并不是要全盘西化，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而应是东西文明各“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他曾著文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表示“坚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他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调查俄罗文雅明，以为它“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这也正是他主张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应“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主张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的一个重要缘由。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详细状况下的实际运用，这不仅阐明他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正确理解，而且是他上述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承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该当研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他指点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讨会，当时就组织过“社会主义能否合适于中国”的辩论，并由他担任评判员；还开展过“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取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这类实际性的专题研讨。他以为，社会主义“原有顺应实际的可能性”，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顺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该当说，这些思想，是相当精彩的。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他就提出这些思想，更属难能可贵。把这种宝贵的思想说成实用主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再次，他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大功绩，就是指明“社会主义的完成，分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他不仅注重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且注重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起和组织农民斗争。在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时，他就写过《青年与乡村》一文，以为只有把黑暗的乡村变成光明的乡村，中国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和泉源，因此号召革命的青年到民间去、到乡村去。后来，他在《土地与农民》等文中，更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革命者深化乡村的必要性等作过相当深化的阐述。他说过，革命者要关怀水深炽热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要“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国外很有些学者据此以为李大钊和后来的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国内也有人响应这种观点。事实上，李大钊虽然曾经赞赏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口号，但与俄国的民粹派不同，他并没有以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假如考虑到中国革命首先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正是农民问题，那么，我们就该当承认，李大钊注重农民，号召革命者到乡村去，这正是他为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状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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