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在李大钊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积极参加和指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教育团结了包括毛泽东、周
留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
今天是李大钊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中共中央党史研讨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北京市委、中共河北省委、北京大学等单位在这里联合举行李大钊学术讨论会，以留念这位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讨论历史对他和他对历史的影响，学习他作为爱国家、革命家、教育家、学者、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坚定立场、热烈心肠、谨严态度和高风亮节，是很有意义的。我代表中共中央党史指导小组热烈祝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并向到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表示亲切的问候。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积极参加和指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教育团结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革命青年，引导他们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随后与陈独秀、毛泽东等一起发起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党的早期的主要指导人之一。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还很弱小，斗争环境非常艰辛。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李大钊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官兵、少数民族等各条战线上奋力开辟，卓著成效；并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协作，在北方１５个省市发展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作。他也继续在教育和学术的岗位上耕耘不辍，而以所得的收入来支持革命运动，赞助穷苦学生。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北方的反动派对李恨入骨髓，主张处以极刑，背叛后的蒋介石也密电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这样，我们的伟大先驱李大钊终于在４月２８日被处绞刑，牺牲时年距３８周岁还少６个月。
从那时以来，６０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宏大而深入的变化。李大钊等先驱播下的共产主义真理的种子，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长、开花和结果了。当然我们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毕竟毫无疑问，这是共产主义的起点，这对于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是明白的。今天，我们虽然远离了他生活的时代，但仍然感到他急促的生命的伟大，仍然感到他的历史目光的深远、思想价值的珍贵和革命道德的崇高。
自古以来，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就有关怀国家命运的传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大钊是承继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他在十六七岁时，痛感日俄战争以中国领土为抢夺对象和战场，国势危急，生民涂炭，发愤献身救国事业。他决定改名耆年为大钊，改字寿昌为守常，就是本人对本人永恒鞭策，不求长寿，而求终身为奋斗不懈、坚持原则的志士仁人的表现。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他的爱国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他对祖国的炽烈的爱是同他对中国广阔人民群众命运的真切关怀结合在一起的。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中，不少人以个性解放的思想来否定三纲五常这类伦理原则，他们在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对广阔人民的深广而长远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没有对群众的革命发起表示应有的等待。他们攻击旧制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相当狭隘的。李大钊则不同。他对“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的黑暗现实感到哀痛和忧虑。他是以人民大众代言人的身份来揭露旧制度的祸害并投身于争取变革的斗争的。他认定：“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他对于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抱有激烈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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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努力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也曾经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希望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所走过的共同的道路。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别人，正是李大钊最早丢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并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方向的呢？我想，这与他早期思想中的如下两个特点有直接的联系。其一，他在为中国选择道路时，是以它能否导致人民的幸福和解放为弃取标准的。他感到，辛亥以后所建立的民国，名实极不相符，“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更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调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本人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这样，即便在作为民主主义者的时分，他已经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采取某种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了。他在１９１６年６月曾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实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这种怀疑论，正如列宁在评论赫尔岑时所指出的，乃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打败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其二，他的思想中较早地具有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他强调，人们的认识必须“据乎事实”，论事析理，“求其真实之境”；他以为，宇宙间充满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变化。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从不固执成见。他相信社会是前进的，新事物肯定会比旧事物优胜。他在对西方代议政治表示怀疑的同时，就确信起而代之者必定是更为优胜的制度。正由于如此，他才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独具慧眼，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这个革命的胜利乃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乃是时代的潮流，认定它将带来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虽然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最早的，但他最早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界线，成了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一开始就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首先，他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讨，力求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把握它的革命的实质和核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引见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说和经济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篇比较系统地引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文章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的上述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由于当时的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进行革命，他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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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初步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当他还是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分，他就讲过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以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他以为，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不可与客卿谋”。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他在揭露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相矛盾的同时，并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相反地，他正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承继者。他以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有短长，建设世界的新文明，并不是要全盘西化，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而应是东西文明各“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他曾著文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表示“坚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他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调查俄罗文雅明，以为它“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这也正是他主张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应“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主张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的一个重要缘由。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详细状况下的实际运用，这不仅阐明他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正确理解，而且是他上述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承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该当研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他指点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讨会，当时就组织过“社会主义能否合适于中国”的辩论，并由他担任评判员；还开展过“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取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这类实际性的专题研讨。他以为，社会主义“原有顺应实际的可能性”，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顺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该当说，这些思想，是相当精彩的。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他就提出这些思想，更属难能可贵。把这种宝贵的思想说成实用主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再次，他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大功绩，就是指明“社会主义的完成，分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他不仅注重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且注重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起和组织农民斗争。在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时，他就写过《青年与乡村》一文，以为只有把黑暗的乡村变成光明的乡村，中国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和泉源，因此号召革命的青年到民间去、到乡村去。后来，他在《土地与农民》等文中，更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革命者深化乡村的必要性等作过相当深化的阐述。他说过，革命者要关怀水深炽热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要“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国外很有些学者据此以为李大钊和后来的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国内也有人响应这种观点。事实上，李大钊虽然曾经赞赏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口号，但与俄国的民粹派不同，他并没有以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假如考虑到中国革命首先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正是农民问题，那么，我们就该当承认，李大钊注重农民，号召革命者到乡村去，这正是他为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状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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