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要进行阶级或者是不同信仰之间的淘汰和权威的重新组建。当然，为了保证权威的顺利组建，一般当政的皇帝都会建立一支隶属于本人的真正的间谍组织来监督和督促权威的威严性和稳固性，这种间谍组织就是一种间谍政治的有力执行和护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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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本人强有力的执政手腕和一系列针对下层民众的监视和监督机构。这些假如放在当代，可以归类于“公检法”。但是在古代，一切人必须听命于皇帝一人，也就是王权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这就迫使历代的皇帝都费尽心思地建立起一支真正隶属于本人、别无二心的亲信部队。在明朝，这支部队就是锦衣卫。锦衣卫早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就已设立。在王朝刚刚建立的初期，皇上为什么要急于设立这样一个间谍组织呢?
明史专家吴晗在《朱元璋传》(1949年版)中这样回答道：“这一批并肩作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主见多，要是本人一咽气，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太孙不但年轻，还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读古书，讲三王道理，断不是制驭枭雄的角色。他要替儿孙斩除荆棘，要保证本人死后安心。为此，便有目的地大动杀手，犯法的杀，不犯法的也杀，无理的杀，有理的也杀。锦衣卫的建立，为的是便于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的地灵敏运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师下的北镇抚司狱，备有诸般刑具，罪行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预备好，不容剖析，不许申述，犯人独一的权益是受苦刑后书字招认。不管是谁，进了这头门，是不会有活着出来的奇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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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剖析得入木三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强调了锦衣卫的职能：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的地灵敏运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锦衣卫是个什么组织，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明朝著名文人王世贞专门写了一本《锦衣志》，他的结论也是如此：锦衣卫是内廷的侦查机关，东厂则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心腹，即便是锦衣卫也受其侦查。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内廷亲军，皇帝的私人卫队，不隶属于都督府(其他卫队隶属于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担任本卫内部刑法，北镇抚司专门掌管诏狱，可以直接凭仗皇帝诏令行事，不必经过外廷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法律手续。
清朝官方编纂的《明史》，其中的《刑法志》有不少篇幅触及锦衣卫，书中说到：“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师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当时令人噤若寒蝉的“胡惟庸党案”“李善长党案”“蓝玉党案”，先后屠戮4万多人，就是锦衣卫一手操办的。后来，朱元璋大概认识到“法外用刑”并非守成之君的所为，便下令撤销镇抚司诏狱，烧毁刑具，囚犯移送刑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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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燕王朱棣发起军事政变，把建文帝赶下台，但由于名不正、言不顺，遭到建文旧臣的激烈反对。为了肃清政敌，钳制言论，他又恢复了镇抚司诏狱。永乐初年，再度重现洪武年间的恐怖氛围，由“诛九族”发展到“诛十族”。那时，受株连而处死的不仅有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外加朋友门生一族，还出现了“瓜蔓抄”，即把案犯家乡的村庄化作废墟，没有一人得以幸免。这些都是锦衣卫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