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华国锋却不动声色。他在表面上对“四人帮”逆来顺受。“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华国锋并没有严厉追究，他只是在一份文件上把被“四人帮”篡改的文字加以注明。但是，“四人帮”却借口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不加改正，还反诬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对此，华国锋没有和他们争论。“四人帮”阻挠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公开争论。他默默地忍耐着，同时密切注意“四人帮”的动向，心中有了对付他们的主意，就是依靠党中央内部的老同志，尤其是依靠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华国锋十分清楚叶剑英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份量，也知道毛泽东在临终前让叶剑英辅佐自己，因此，他对叶剑英十分尊重。据时任叶剑英秘书的范硕回忆，华国锋刚刚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叶剑英提出要去看望华国锋。华国锋得知后，表示要先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你住得远，工作忙，还是我去看你。当叶剑英驱车到华国锋家里时，华国锋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剑英打开车门，迎接到房间里。谈话中，华国锋恭称叶剑英是“８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对叶剑英的话，华国锋都能听得进去。华国锋在依靠叶剑英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争取掌握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权力的汪东兴的支持，他对汪东兴也十分尊重，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先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华国锋对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争取吴德的支持。华国锋还特别争取在中央领导层中工作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争取到了陈永贵、倪志福的支持。吴桂贤本来是跟着“四人帮”跑的，经过华国锋做工作，吴桂贤在支持“四人帮”问题上也开始徘徊起来，而且，她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表决时，没有表决权。这样，华国锋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在中央领导层中却逐渐争取到了多数支持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76年9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曾分析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认为拥护华国锋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经占多数。华国锋还特别注意争取军队领导人的支持。除叶剑英外，他对许世友等其他军队高级领导人也十分尊重。此外，他还听从叶剑英关于不能搞第二武装的建议，在中央明确提出各地不许搞第二武装，这就使“四人帮”失去了掌握武装力量的“合法”性。
华国锋确定了抓“四人帮”的决策
进入1976年9月下旬，“四人帮”的“倒华”动作更大了。他们在上海暗中搞的第二武装――上海民兵的活动日益频繁，同时，他们开始在中央直接攻击华国锋。9月16日，“四人帮”抛出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公开对他们篡改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进行了诠释，社论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话实际上是说，华国锋没有按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办，威胁华国锋必须按照他们的路线走。在攻击华国锋的同时，江青出面对华国锋进行无理纠缠。早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江青就向华国锋提出，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必须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华国锋不理江青，江青就纠缠不休，其他政治局委员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江青才暂时不闹。接着，江青又纠缠张玉凤，要拿走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档案，张被逼无奈，让江青拿走了两份。华国锋得知后，让汪东兴追回了这两份文件。江青又向华国锋提出，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等也随声附和，但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省工作，江青就与华争执不休，反复提这个事。据吴德回忆，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反复与华国锋纠缠毛远新去留的问题，一直纠缠到第二天早晨５点钟，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即宣布：散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与此同时，“四人帮”抓紧做夺权的准备。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8月间丁盛（当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笔者注）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秘谈的情况汇报，当得知南京军区有一些部队不但不听丁盛的，还调动了三个师驻扎在上海外围的情况后，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他指示，要在上海尽快扩大第二武装。9月21日当天，王洪文就跑回上海，对上海民兵的所谓“布防”问题，做了部署。28日，张春桥派人回上海向上海市委传话说：现在要“提高警惕”，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经受林彪一类上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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