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陈伯达在小组会上煽风点火，他立即响应。
这不是上当的问题，而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说：“我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屡犯错误的人，来庐山本来应该是多听同志们的发言，接受教育，可是我不是这样，而是在陈伯达发言之后，我以为是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立即响应。”
他表示这次“配合陈伯达煽风点火”，又犯了罪，惭愧无比，请求给他严厉处分。
9月4日上午和晚上，陈毅在华北组又连续作深刻检讨，表示读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完全拥护，完全同意。
说那篇文章既是揭露陈伯达的，也是针对他的，说大家批判陈伯达，对他也有最深刻的教育。
同时他也说明，“我不知道主席指示不当主席，也不知道22日主席的指示。这不是减轻我的罪。因为我不知道，陈伯达一号召，我就跳出来了”。“我确实不知道修改宪法的经过，不知道主席有五次不当国家主席的指示，这样说并不是推脱自己的罪责。”
受蒙蔽的岂止陈毅，陈伯达的讲话利用了大家对毛泽东的朴素感情和崇高威望，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使许多人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跟着犯错误。
现在，大家结合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一面深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严重错误，一面也沉痛检讨自己上当受骗的深刻教训。
一度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重又恢复了镇定，露出了得意忘形的笑容。
一直躲在幕后的老谋深算的康生，也由幕后转到了前台，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他明明知道陈毅是不了解情况而上当的问题，却偏要采用移花接木、任意栽赃的卑劣手段，落井下石，胡诌什么庐山这场斗争是什么“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合流”，是什么“二陈合流”。
陈毅承认自己有错误，而且主动做了检讨，但他不是同毛泽东离心离德，更不是同陈伯达一伙人穿连裆裤，怎么谈得上“二陈合流”呢？他不能接受这些强加给他的罪名。
他亲自拨通康生住处的电话，要同他理论一番。
可是康生心里有鬼，只冷冰冰地应付一句：“有话以后再说”，就撂下了话筒。
陈毅没有再找康生，打定主意有话也不同他说。
事情明摆着，康生要把他同陈伯达扯在一起，是想借毛泽东的手把他打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康生的险毒用心没有得逞，毛泽东不但没有把他同陈伯达连在一起，甚至没有具体提及他，只笼统地说有许多人上当受骗。
一连几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相继找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谈话，要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作检讨，承认错误，气氛相当紧张，陈毅这里却是相对平静的。
这说明，毛泽东心里有本账，谁是谁非一清二楚。
正当陈伯达和黄、吴、叶、李、邱等一伙焦头烂额，如坐针毡，为检讨过关而苦思冥想的时候，陈毅却无事可干，闲得心慌。
本来上庐山之前腹部就隐隐作痛，上山后也一直未见好，现在有了闲暇，注意了服药调理，适当活动筋骨，打拳和散步，陈毅的症状倒也平稳了些。
一连几天晚饭后，陈毅都要警卫秘书宫恒征带上手电筒陪他出去散步。
一天晚上，宫秘书终于憋不住了，不禁嗔怪道：“老总，我们每天晚上钻山沟沟，走小路，你眼睛不好，肚子又闹毛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碰着绊着哪里了，我可担待不起！”
陈毅便一脸无奈地耐心解释：“老宫呀，我不是不想走大路！走大路碰到熟人的机会多，我这样的处境，人家不招呼不好，招呼吧，又给人家添麻烦。
我现在是想念老战友老朋友，可又不愿意会到他们，来这人迹罕至的山沟沟里散散步，不是两全其美之计吗？”
宫秘书没再说什么，继续打着手电筒往山沟沟里钻。
遇到难走的地方，他就停下来用电筒光照着，好让陈毅走稳走好，伸出手来扶一把。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谈到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按指陈伯达选编的称天才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写序言中的话)呀，就照着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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