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翎即孔雀翎，在清代是极为重要的冠饰。关于其来源，清代福格《听雨丛谈》卷一有这样一段记载：“（明）都督江彬等承白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清代陆心源在《翎顶考》中也说：“靛青天鹅翎即今之翎顶，此乃翎制之肇端也。”可见孔雀翎多半来源于明朝的靛青天鹅翎。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花翎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花翎本身有三眼、双眼和单眼之分。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眼状的圆花纹，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翎眼的多寡，也反映了严格的等级差别。按照《清史稿·礼志》和《清会典事例·礼部·冠服》的记载：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驸（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的，有资格戴三眼花翎；清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贵族，还有和硕额驸（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戴双眼孔雀翎；五品以上，在皇宫服务的内大臣，前锋、护军各统领以及参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必须是满洲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出身），戴单眼孔雀翎。可见，花翎是清朝居某种地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在清宗室藩部内，也“不得逾分滥用”（《清会典事例》卷三二八）；在尚武风气犹存的清朝，即使是有资格戴用花翎的王公贵族们也并非生下来就可享戴花翎，而是在十岁时，经过必要的骑、射两项考试，合格后才能戴用。
福建提督施琅，本是明朝将领郑芝龙的部将，他降清后隶属汉军镶黄旗。康熙年间，在平定台湾时立了头等大功，还建议在台湾屯兵驻守、以备抵御外来侵略者。他的功劳与建议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赞赏，施琅被赐予御用袍等荣贵物品，并被封为“世袭罔替”的靖海侯。施琅所得荣誉足够显赫，但他却上疏，力辞侯位，而恳切要求“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这件事，引起朝廷的震动，大臣们认为在外的将军提督，无赐花翎的先例。而眼光远大的康熙皇帝则特别下旨予以赐戴，他说：“以开疆海外，削平僭伪之元勋，赏翎弗及、以泽延后世。”
此后，清统治者为了笼络收买人心，鼓励臣下为其效力，开始把花翎赏赐给对清王朝作出特别贡献的官员。乾隆皇帝曾明确宣称：花翎可“特赏军营奋勇出力之员”，并规定，“如有建立大功，著有劳绩，理应戴用（花翎）者，各该将军大臣等，即应声明具奏，令其戴用”（《清会典事例》卷三二八）。花翎作用的扩大，不仅是某种地位的标志，而且也成了显赫军功的象征。
大臣因功赏赐的花翎，也有三眼、双眼和单眼之分。据《清史稿》记载，乾隆时期，功勋卓著的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傅恒，曾先后被赐予双眼花翎两次、三眼花翎一次，每次他都感到诚惶诚恐，而上疏力辞，不敢戴用。可见，花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乾隆以来直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乾隆时的傅恒、福康安，嘉庆时的和琳，道光时的长龄、禧恩，光绪时的李鸿章、徐桐，总共七人（据朱彭寿《旧典备征》卷二）。据《啸亭续录》记载，大臣中赐双眼花翎的也不过才二十余人。难怪赏赐花翎，被看做是“宠遇尤隆”的“千古荣遇”，而一旦被赏赐，大臣便对皇帝“感激涕零”。
花翎的赏赐虽然严格，但赶得巧，也可能在皇帝高兴时意外地得到它。新疆张格尔叛乱时，道光皇帝“锐意太平，望捷若渴”。各省的文报，按照规定是由兵部经奏事处上报皇帝的。当时有一位老司员，平常独乘驴车出入，行止都在别人后面，被人鄙为“寒伧翁”。擒获张格尔的捷报传来时，天色已晚，官员们都已回家，而兵部来不及派值班的人去奏报，凑巧这位“寒伧翁”仍在公署，于是便派他去报捷。道光皇帝听到捷报后，大喜过望，下旨说：“报捷音者，赏戴花翎，着军机处行走。”老司员真可谓“时来运转”，人们也不得不感叹老司员的福气。
清朝后期，花翎的赏赐范围渐渐扩大。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定亲王载铨奏奖赏戴花翎，开保举花翎的先例。道光时刑部郎中耆龄还因平反冤狱有功被特赏花翎。
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腐败，出现了捐翎的例制。鸦片战争后，清国库空虚，财政窘迫，广东洋商伍崇曜、潘仕成捐十数万两银子，清廷无法褒奖，于是赐他们戴花翎。
蓝翎，也是与花翎性质相同的一种冠饰，以染成蓝色的鹖鸟羽毛做成，无眼。六品以下，在皇宫王府服务的侍卫官员享戴，也赏赐地位较低而又建立功勋的小军官。鹖生性好斗，至死不却，武士冠上插鹖翎，正显示武士的英勇。清以前就有这样的习惯。如《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武冠）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而清把鹖翎染成蓝色。所以也称“染蓝翎”，同时也规定了许多有关戴用的规矩。
花翎的作用是昭明等织和赏赐军功，清朝各代皇帝都三令五申，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既不能僭越本分妄戴，又不能随意不戴，违反者则“严行参处”。为了整肃朝廷的威仪，当时降职留任或革职留任的官员，仍有资格按其本任的品级穿戴。因此，一旦“拔去花翎”，这也意味着是非同一般的严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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