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大肆鼓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但在宋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却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他言行不一：他曾诱惑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等等。（《四朝闻见录》丁集。）这真是特大丑闻，程、朱理学一时名声很坏。宋宁宗降旨要贬朱熹的官，朱熹吓得赶紧上表认罪，不仅承认了纳尼做妾等事，连几十年“正心诚意”的大学问也不讲了，说本人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这些事都表现出朱熹等人的丑恶与虚假。陈亮等人和他重复辩论多年，他一直坚持本人的观点，如今一看政治风向不对，马上承认本人大力倡导的那一套是“伪学”，要“深省昨非”了，这是非常没有原则与节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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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还有一件被人谈论纷纷的事情。当时的天台有一个叫严蕊的营妓，文才、音乐、歌舞都好，色艺冠一时。有一个叫唐与正的人做台州知州时宴客，曾叫严蕊陪过酒，严蕊即席赋词，唐与正很欣赏她的文才，赏赐她两疋缣帛。以后，朱熹来了，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在浙东路巡视部属。他想把唐与正扳下来，要找他的“罪行”，就想在严蕊这边翻开缺口，由于知州作为一州的行政长官，必须是民望所归，假如和营妓有奸情，必然有伤风化。可是，找严蕊来问，严蕊坚不承认和唐与正有什么苟且的事，无论怎么诱供、拷打，都不承认，于是把她关在狱中几个月，一再受刑，被打得死去活来，仍咬牙不承认。有的狱官可怜她，劝她说，你是个妓女，这种事也不是什么大罪，你就承认了吧，何必这么挺着受罪呢？严蕊说，我是个贱妓，即便和太守有什么性关系，也不是什么大罪，对此我是明白的，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怎么可以乱说呢，我虽死也不能诬陷别人啊！于是朱熹把她再关再打，仍无结果。这件事传出去以后，许多人都敬佩严蕊，甚至孝宗皇帝都晓得了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