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新四军36个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的传奇故事，经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广为传播后不胫而走，一些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老同志争相对号入座，当年曾战斗在阳澄湖上的医护和警卫人员，也都以跻身36个伤病员行列为荣。
京剧《沙家浜》剧照。资料照片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36个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的传奇故事，经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广为传播后不胫而走，一些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老同志争相对号入座，当年曾战斗在阳澄湖上的医护和警卫人员，也都以跻身36个伤病员行列为荣。一时间，谁是36个伤病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抗日烽火远去70多年，回溯扑朔迷离的历史，谁是36个伤病员？
百名伤病员为何36人留名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6团团长叶飞率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苏南，开辟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5个月部队由700人猛增至5000人。同年10月初，“江抗”奉命北进苏中，在雾霭笼罩的阳澄湖畔留下一批伤病员。
“江抗”伤病员刚进阳澄湖后方医院，有人夜间就被湖水氽走。事发翌日，伤病员中职务最高者、胸嵌敌伪子弹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指示因病入院的“江抗”五路参谋长夏光召集伤病员开会，登记姓名、党团员并建立组织，明确当前斗争任务。后经统计，前后进出阳澄湖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有上百人之多，还有30多名从上海等地来的医护人员。而参加夏光主持的首次芦荡会议并进行登记的有36人，这就是36个伤病员的由来。
由于当年后方医院伤病员经常栖身芦荡居无定所，没有存档和保留36个伤病员名单的条件，加之年代久远存世当事人记忆模糊和存有差别，有的统计口径也不完全以夏光召开的首次芦荡会议为准，一些在这次会议之后进入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也被统计了进来，故军地有关史馆和史书对36个伤病员的记载，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据统计，目前军地共有七个伤病员名单。
由36个伤病员和其他部队发展而来的原陆军第20集团军，其军史馆列出了刘飞、夏光、黄烽等31个伤病员的名单；原陆军第20集团军第58旅旅史馆列出了36个伤病员的名单；原陆军第20集团军第60旅旅史馆列出了32个伤病员的名单；原陆军第20集团军第59师第175团团史馆列出了36个伤病员名单；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列出了36个伤病员名单；苏州革命博物馆开列了留在苏常游击区养伤的“江抗”36个伤病员名单；苏州市委党史办原主任乔家霖等人撰写的《江抗战史》，开列了22个伤病员名单。
上个世纪60年代，原20军为编纂军史，曾多次派员访问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等人，他们对1939年10月间在阳澄湖芦荡开会登记的36个伤病员反复回忆和核对，取得共识的是23人。1996年，济南军区黄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0集团军军史》记载，根据刘飞回忆，36个伤病员中能回忆起姓名的有23个，他们是：刘飞、夏光、黄烽、童袭予、吴立夏、袁阿缪、梁玉贵、叶诚忠、张世万、谢钧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褚学潜、王佐才、陶祖全、杨弟二、章斗、赵阿山、尹桂宝、陈新一、彭海清、高桥（日本人）。
这个名单与《江抗战史》记载基本一致。原20军军史在名单后写道：其余伤病员的名字无法核证，成为永久的遗憾。
2007年5月14日，新华社播发并被各媒体在“永远的丰碑”专栏刊用的《芦荡火种——新四军36个伤病员养伤沙家浜》，首次正式披露36个伤病员中可以认定的22人名单。他们是：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童袭予、梁玉贵、袁阿毛、章立、叶诚忠、陶祖全、张世万、谢锡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陈新一、褚学潜、彭海清、尹桂宝、王佑才、杨弟二、赵政山。
一直以来，关于谁是36个伤病员的争论不绝于耳。崔左夫1957年写的《血染着的姓名》，讲到36个伤病员包括“江抗”东塘墅办事处主任蔡悲鸿和共产党员吴有民、王作财。王传洪、黄苇著《你的旗帜插遍江高宝》中有52团2连连长薛才如是“36个伤病员中的一个”的记载。曾战斗在阳澄湖后方医院的顾定宇和沈逸，证明在医院养过伤的李立根是36个伤病员之一。
当年，夏光不无自责地对原20军军史编写组同志说：“未能保管好那份花名册（指1939年10月首次芦荡会议登记名册），是我最大的失误，有愧于那13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啊！”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36个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的传奇故事，经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广为传播后不胫而走，一些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老同志争相对号入座，当年曾战斗在阳澄湖上的医护和警卫人员，也都以跻身36个伤病员行列为荣。
芦荡英雄魂归何处
36个伤病员在战争与和平的嬗变中人生旅程各不相同，但这一英雄群体的传奇经历和历史功绩，永远为人们所传颂。
从36个伤病员中走出了两名共和国将军。胸部中弹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1939年11月经陈毅安排，从阳澄湖后方医院赴上海美国教会医院同仁医院治疗枪伤，1940年4月返回新“江抗”，先后任团长兼政委、新四军第6师第18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20军军长、1955年授衔成为开国中将，后任安徽军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副大军区职）等职，1984年10月，80岁的刘飞病逝于南京，安葬雨花台。新四军第6团政治部副主任黄烽，因会说普通话又懂闽东方言，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刘飞在后方医院工作须臾不可离开的 “拐杖”，新中国成立后任过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2001年9月，85岁的黄烽病逝福州，长眠文林山。
当年召集36个伤病员举行首次芦荡会议的“江抗”五路参谋长夏光，病愈后出任新“江抗”首任司令员，后任团长、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处长、30军参谋长、海军军校校长等职。夏光因大革命时与组织失去过联系，1955年未予授衔转地方工作，任江苏省党史办副主任。2012年，夏光以104岁高龄病逝于南京，骨灰安放在阳澄湖畔。
伤病员中的陈新一，走出芦荡后任新“江抗”特务连指导员、新四军第6师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警卫1团参谋长，1941年秋在苏常太反“清乡”中英勇牺牲。2015年8月24日，陈新一光荣跻身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行列。
伤病员陶祖全、叶诚忠后任新四军第18旅第52团1营营长和副营长，1944年1月在宝应大官庄战斗中牺牲。建于大官庄的纪念碑上写着：“1944年1月5日，为解放大官庄而壮烈牺牲的新四军第18旅第52团1营营长陶祖全、副营长叶诚忠等烈士永垂不朽！”为纪念两位烈士，当地政府将叶诚忠牺牲地大官庄乡命名为“诚忠乡”，将安乐桥乡命名为“祖全乡”。第52团专门为两位烈士创作了题为《我们勇猛地跟进》的歌，在烈士所在部队和宝应一带传唱不衰。
曾参加过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机场等战斗的排长张世万，后任浙东游击纵队5支队2大队大队长，1943年8月在浙江余姚丈亭战斗敌前侦察中牺牲。2001年“八一”前夕，张世万遗骸由当年的通信员徐道明操持，迁葬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绿园。
伤病员中的彭海清和褚学潜，后来分别任新“江抗”一连连长和特务连指导员，1940年2月8日，两人在常熟阳沟溇抗击日寇偷袭的战斗中壮烈殉国。当年在阳澄湖养伤时从滩外给伤病员带回雪白鲜嫩的芦柴根的谢锡生，也于阳沟溇战斗中牺牲。
伤病员中的王佑才等人，则在南北转战中下落不明。
新华社公布的22人名单之外的吴志勤，当年曾和刘飞一起在江阴作战负伤入阳澄湖后方医院，后任新“江抗”副指导员、志愿军第70师某营教导员、第70师后勤部政委，1966年转业回无锡，后任县政协副主席，2016年以93岁高龄辞世，被誉为“阳澄湖上最后的青松”。
伤病员中有日军战俘
根据刘飞回忆和原陆军第20集团军军史记载，新华社公布的22个伤病员名单之外，第23个伤病员是日军战俘高桥。
刘飞的女儿刘凯军证实，36个伤病员应包括因负伤被俘的日军人员高桥，这既有其父亲当年的回忆和“江抗”老战士提供的信史，也有后来高桥访问中国与其母亲朱一等人会面的佐证。这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观，当年在阳澄湖芦苇荡养伤的36个伤病员中，可以确认的第23个伤病员，竟然是一个日本人！
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沙家浜战士足迹》一书，收入了当年“江抗”后方医院医护人员王嶙、庞露和白山于1989年回忆50年前在阳澄湖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的文章。文中讲到，高桥在苏常太地区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我军俘虏，因病住进阳澄湖新四军后方医院，由住院的战地服务团的章立负责教育和日常生活，得到了精心治疗和照顾。高桥亲身体验到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和在医疗、生活上对他的特殊优待，亲眼目睹了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我方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心坚决抗日的感人事迹，心灵受到极大震动。加之经常受到时事政治教育，高桥思想感情上逐渐发生了变化，由起初担心自己被杀头，到与新四军伤病员融为一体共同抗战，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26日拂晓，头一天刚刚转移到曹家浜村的后方医院突遇日寇水上偷袭，20多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被抓，高桥也被带走。他凭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时向外传递有关信息，并根据新“江抗”首长指示，积极参加营救被捕人员行动。高桥还借到监狱为女同志送生活用品之机，暗示要设法出钱保释她们。“江抗”后方医院护理员包蕴奉命回家通知被捕同志的家长和亲属，动员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做保释的工作。在党组织和红十字会及各方努力下，高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有十多人被营救了出来。
高桥于抗战胜利后随遣返日军俘虏回到日本。当时，为了他的安全和回国后有个好的处境，他的真实身份和经历没有公开。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高桥以商人身份访问中国，特意来到南京寻访当年一起在阳澄湖养伤的异国战友。当时刘飞已经病故，刘飞夫人朱一和当年指挥火烧虹桥机场的“江抗”老战士、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夫人史凌，抗战时期任苏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张藩的夫人彭克，在南京金陵饭店接待了这位日籍阳澄湖后方医院伤病员。
美人忽迟暮，香草犹芬芳。看到当年阳澄湖伤病员和驰骋江南的新四军将领夫人满头华发但神采奕奕，高桥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端。他从3位战火中走来的巾帼女性身上，找到了刘飞等人的影子。这是他寻访再生之地最大的收获。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36个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的传奇故事，经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广为传播后不胫而走，一些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老同志争相对号入座，当年曾战斗在阳澄湖上的医护和警卫人员，也都以跻身36个伤病员行列为荣。
“18棵青松”的诞生
36个伤病员缘何成为京剧舞台上的“18棵青松”？从历史传奇到红色经典，堪称一波三折，偶然中昭示着规律性启迪。
1948年11月12日，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的刘飞，在江苏窑湾挥师歼灭国民党第63军，淮海战役首战告捷。新华社战地记者崔左夫赶来采访，刘飞闭口不谈制胜秘诀而是带他去看部队，恰遇打扫战场归来的第59师第175团2营官兵。刘飞对崔左夫说，这支部队前身是“江抗”在阳澄湖留下的伤病员，当年坚持芦荡斗争很有特点，等全国解放了，你一定要写写这支部队。
1957年，崔左夫赴苏南采访两个月，写出了7000字的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次年，崔左夫所撰稿件被曾在新四军部队工作并任原20军文工团团长的上海沪剧团党总支书记、副团长陈荣兰意外获得。陈荣兰发现了这一原生态文学作品蕴含的珍贵价值，由宁返沪后，立即与上海沪剧团剧作家文牧等人商量，确定创作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沪剧现代戏，经刘飞夫妇帮助和领导专家通力合作，沪剧《芦荡火种》1960年1月首次彩排，而后在上海公演，1963年12月赴京演出获得很大成功。1963年11月起，《芦荡火种》开始改编京剧。
1964年7月23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芦荡火种》剧组演出，对这部交织表现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的抗战剧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在现场提出全剧要以武装斗争为主线、戏的结尾由阿庆嫂主导的“喜堂聚歼”，改为新四军从正面打进去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还提议，剧名仿照中国古典小说改为有水乡特色的《沙家浜》。遵照毛泽东指示，有关领导和部门组织专家和文艺工作者千锤百炼，《沙家浜》终于跻身“八个革命样板戏”之列。
《芦荡火种》改编京剧《沙家浜》后，鉴于舞台容量有限，为适应京剧“唱、念、做、打”需要，将剧中的36个伤病员压缩为18个，主人公郭建光“坚守”一场戏中响遏行云的核心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其中“俺18个伤病员要成为18棵青松”一句家喻户晓，36个伤病员遂成为18棵青松。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游客到沙家浜景区观光，漫步瞻仰广场，可见18根有残缺的象征新四军伤病员的柱雕，以形态各异的块面造型和强烈的肌理效果对比，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新四军伤病员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精神。显然，18根柱雕数量的确定，根据是京剧舞台上的“18棵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