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赐死和珅,难道不怕和珅多年以来背后培养的势力吗?

2021年2月25日08:36:55历史解密74阅读模式

嘉庆赐死和珅,难道不怕和珅多年以来背后培养的势力吗?

文章来源于新浪我们爱历史博客, 在清朝年间的各类大案里,若论“办事效率”最高的一桩,当属“嘉庆赐死和珅”。

这案子的“效率”有多高?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大清“太上皇”乾隆帝驾崩,正月初四“亲政”的嘉庆帝,就剥夺了和珅军机大臣的职务,正月初八起,嘉庆帝又把和珅及其亲信福长安下狱治罪,命令仪亲王与成亲王接管吏部和户部,轻松就把“和珅一系”全拿下。七天后,嘉庆帝公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正月十八又正式宣布和珅“赐令自尽”。昔日乾隆帝的心腹宠臣,大清政坛上权势熏天的和珅,仅过了十四天就彻底凉凉。

嘉庆赐死和珅,难道不怕和珅多年以来背后培养的势力吗?

如此“处置速度”,正如某位“非著名相声演员”作品里的描述:“正端着碗吃燕窝鱼翅呢,太监捧着三尺白绫就进来了”。

这么简单粗暴的套路,也让不少历史迷们犯嘀咕:嘉庆帝这么猴急,难道就不怕和珅党羽反扑?

要是乍一看去,这野史里很红的和珅“和中堂”,确实看上去“势力很强大”。以清代好些笔记的形容,单是在和珅最得乾隆宠爱的那几年,不但能凭借权势大捞特捞,就连他每天上朝,各级的官员都恭恭敬敬站在道旁,排成“人墙”伺候着。如此“强大势力”,还叫清朝人写诗嘲讽:“莫笑此间街道窄, 有门能达相公家”。这都能“排成墙”的强大势力,嘉庆帝就真不怕?确实不怕!

其实,对于“杀和珅难度”,嘉庆帝早年还只是个皇子时,就嗤之以鼻。年轻时的他,不但早就对和珅“不能再容忍矣!”还写就了奇文《唐代宗论》表决心:“及帝即位,若苟正辅国之罪,肆诛市朝,一武夫力耳。”与唐代宗心有戚戚的嘉庆帝,早把和珅类比为“唐朝大太监李辅国”,“杀和珅”这事儿,他早憋足了“武夫力”。

嘉庆赐死和珅,难道不怕和珅多年以来背后培养的势力吗?

 

 正因如此,嘉庆帝“快刀斩乱麻除和珅”的操作,也收了不少膝盖。特别是邻邦朝鲜,那真是顶礼膜拜。朝鲜《李朝实录》就大赞嘉庆帝具有智勇仁“三达德”,几乎是“一日裁处,不动声色,使朝著一新,奸究屏息”,也就是一天里简单下个命令,就让势力强大的“和珅党羽”土崩瓦解,俨然一幅圣君做派。

但话说回来,嘉庆帝这事儿有手腕不假,但没这么神。对于当时的大清皇帝来说,杀个和珅这样的宠臣并不是难事。看上去“党羽众多”的和珅,别看坏事坑事干了一筐,可他真没什么“背后培养的势力”。说句寒碜话,要是和珅真有“背后培养势力”的本事,他绝对活不到乾隆驾崩时,早被乾隆分分钟抄斩了。

因为在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特别是之前乾隆帝在位的六十多年里,清朝政坛上的大忌,就是“结党”。

嘉庆赐死和珅,难道不怕和珅多年以来背后培养的势力吗?

清朝之前的明朝,就是被“党争”祸祸没了。清代顺治到康熙年间,也因为“朋党之争”惹出了一拨拨闹剧。痛定思痛之后,清王朝也对“结党”问题高度防范,乾隆的老爹雍正帝,就亲写了《朋党论》,怒斥各种“结党营私”的行径,并把曾显赫一时的“年选”“八爷党”一家家往死了整。

发展到乾隆年间,“朋党”更成了官员们听着都哆嗦的大罪。别说官员们互相勾搭,连官员“结交太监”都成了忌讳,乾隆年间的名臣于敏中,就因与太监高云丛交往甚密,被乾隆一怒“交部严加议处”,与之有“勾搭”的高云丛太监也被“正法”。某些清宫剧里太监动辄收官员“红包”的一幕,放在那个年月,基本就是“收命”。

放在和珅这类“军机大臣”身上,岂止“培植私人势力”是大罪,甚至清朝律例里明文规定:下层士民上书称颂高官美德,同样也是大罪。所以,别看传说中的和珅,有官员排成“人墙”表忠心,那也不过是凑个热闹而已。跟着抱个粗腿发个财可以,给和珅当“私人势力”?这在大清就是“作死”。

这种对“朋党”极其防范的态度,也是清朝皇权专制发展到顶峰的见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哪怕如和珅这样位极人臣的角色,只要皇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真是说垮就垮说杀就杀,真心没太高“技术难度”。但快速灭掉和珅的嘉庆帝,这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杀和珅”不难,但想填平“和珅们”挖下的大坑,却是太难了。

清朝发展到乾隆后期,已是积弊重重,比如权势熏天的和珅,就是清朝官场的腐败毒瘤。虽说嘉庆帝快速赐死了和珅,但腐败的流毒依然在四处扩散:清初时那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这时都是明规则,官员们虽说不敢“结党”,但日常迎来送往,都是金钱开路。比如驻守各地的八旗将军,每年要收“三节两寿礼”,各省的巡抚每季都要收“季银”。钱从哪来?当然都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以直臣王杰的话说,陋规之下,那真是“小民困于追乎”。

嘉庆赐死和珅,难道不怕和珅多年以来背后培养的势力吗?

可叹的是,“赐死和珅”不手软的嘉庆帝,对这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却是瞻前顾后。比如在法办和珅时,他就主动下诏,表示放过各级与和珅关系过密的官员,就连和珅的心腹福长安也得到了法外开恩,真正被追罪的不过和珅一人。虽说民间都传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哪怕对和珅家产的查处,嘉庆帝也是相当不积极,简单查一下就放过了。他在位的二十来年,大清没一天不缺钱,真没怎么“吃饱”。

甚至对于当时清王朝已经问题严重的“各省亏空”问题,比起祖父雍正帝“叫贪官做穷人”的气魄来,嘉庆帝却恰相反,狠话倒也说过几句,手段却是偏软,经常是一顿雷霆训诫后,再叫官员们“徐徐办理”。这雷声大雨点小的操作,当然也叫官员们摸清了门道。于是和珅虽死,清朝各级衙门却“贪风不减”,陋规越演越烈。

在嘉庆帝看来,他的这些“偏软”手段,是一种宽仁,但“宽仁”的后果,就是让清王朝一次次失去刮骨疗毒的机会,在腐败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而比这更叫嘉庆帝抓狂的是:虽说清王朝严厉防范“朋党”,清朝的官员也没什么本事“结朋党”,却又在嘉庆年间平添了“懒病”。这毛病,嘉庆年间的重臣曹振镛就一语道破:大清的做官诀窍“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嘉庆赐死和珅,难道不怕和珅多年以来背后培养的势力吗?

也就是说,经过从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的一代代积弊,外加“和珅们”的折腾与嘉庆帝的“宽仁”,清王朝的政风也早就跑偏,越是位高权重的官员,越是磨洋工混日子。最能见证大清官员这“好风气”的,莫过于嘉庆十八年的“葵酉之变”。

就是在这一年九月十五日,数百天理教徒竟杀入紫禁城,险些把紫禁城来个一锅端。虽然正在“木兰围场”的嘉庆帝躲过一劫,可这场风波发生前,清王朝一些京城的官员,已经收到了相关情报,可主持京城政务的豫王裕丰却“漠不动念”,甚至负责防务的步军统领吉纶知道此事后,竟还以为是“疯人语”,然后一个个都接着花天酒地享乐。没人把这事儿当回事,直到九月十五日紫禁城乱成一锅粥,差点酿成大祸。

而就在紫禁城的混战里,许多驻守紫禁城的兵将,甚至宗室官员太监,竟都被天理教徒拉下了水,还有太监当了带路党,主动给天理教徒带路。如此雷人景象,也让嘉庆帝事后越盘点越悲愤:这么一群“多磕头少说话”且“不办事”的官员,这么一个上上下下满是漏洞的大清官场,这次能侥幸躲过天理教袭击,下次还能有那么侥幸?

于是,也就有了嘉庆帝那一份著名的《罪己诏》,在这个《罪己诏》里,嘉庆帝历数了各级官员玩忽职守的罪过,大骂官员们“若愿为大清朝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直白点说,就是你们这些官员,想好好干就认真点,不愿意干就滚蛋。讲到这里的时候,嘉庆帝也自称“笔随泪洒”。

至于听了他《罪己诏》的官员们呢?当然也是“多磕头少说话”,然后该咋样咋样。这鸦片战争前夜的大清朝,也就这样不出意外,继续坠落下去,直到在鸦片战争的惨败里,陷入落后挨打的悲情国运——说到底,这积重难返的毛病,每一条,都是猛于和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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