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内忧外患，民族矛盾越加严重，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清政府国力日益不足，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客观形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治体制竟一波三折，引发一系列错误，更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紧张，多重矛盾交织，形成了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处置不当，咸丰皇帝被迫跑到承德避暑山庄，最后死在北京故宫之外。在继承人问题上，咸丰帝的遗嘱留下了很大的政治隐患。他一方面考虑到皇后无子，贵妃幼子继承大统，将会出现皇后与母后专政间的矛盾，他设想出一个八大臣赞襄、两宫皇太后各执一印（皇后用“御赏”印、那拉氏代载淳用“同道堂”印）的政治体制，以求达到互相牵制的效果，这是咸丰帝死前的精心安排。谁曾想到，他将六弟奕訢排除在体制之外，使之不能参与朝政，这就开启了政局不稳的先兆。
咸丰帝死后，肃顺等赞襄王大臣深知身为皇子生母的西宫那拉氏潜在的政治危险，就采取了“抑西扬东”的策略，从礼仪封号上先后为东宫、西宫封号，以示嫡、庶之别，通过对西宫的贬抑，以图分化两宫皇太后。迫于情势，西宫慈禧太后不仅主动拉拢东宫慈安太后，还联合此时在京师与英法联军谈和的恭亲王奕訢，内外联手，最后除掉了肃顺等八大臣，不仅使双方生命得以保全，而且政治生命也得以延续。同治初年，奕訢以议政王名分主持朝政，实握相权。慈禧太后实握帝权，把持朝政，出现了帝、相、后并存的政体，这种以太后之尊听政的慈禧慈安两太后、年少软弱的载淳帝、主持日常工作的奕訢等王大臣之间构建的三角政治格局，既有临时稳定的因素，从长远看又使清廷最高层具有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慈禧和奕訢之间在达成某种默契的同时，也潜伏着一种难以消除的权力矛盾。直至1865年，慈禧太后以奕訢不守礼仪之名，取消议政王名号，收回了相权。1881年，慈安太后暴崩，慈禧太后得以一宫“垂帘”，独揽朝政。为进一步去除绊脚石，在1884年中法战争酣战之际，慈禧太后以奕訢用人不力为名将其逐出军机处，重新改组军机处。没有了任何制约和牵制的慈禧太后更加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内政外交更加腐败。
1889年，光绪帝大婚，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成了外国人眼中的“国家元首”，但名不符实，实际权力仍然掌控在慈禧太后手中，这样就形成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且矛盾重重。慈禧太后恼于光绪帝借维新之名行夺权之实，欲将其废弑，并根除维新派。后来，更传言西方列强欲迎光绪帝归政，慈禧太后才想假手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报复西方列强。最后落了个自身西逃西安、京师浩劫、国家蒙羞的结局。
慈禧太后病死前，遗命溥仪之父载沣摄政监国，光绪帝的遗孀隆裕为太后。这一格局与咸丰帝死前的“赞襄与太后”的格局何其相似。载沣竭力巩固摄政体制，更加剧了政治体制的矛盾。载沣为加强中央集权，决定拿北洋大臣袁世凯开刀，加上猜忌日久，急欲除之而后快。张之洞力劝恐激生他变，载沣犹豫寡断。隆裕太后命袁世凯回老家去养“足疾”，怎会想到几年之后就是他逼孤儿寡母退位呢？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集团权倾东南，坐拥半壁，开始出现内轻外重的局面，但仍能维持满汉统治阶层长期合作的统治格局。而到了载沣摄政时期，满族权贵集权于内，排斥汉族官僚于外，至此，满汉统治阶层的矛盾激化，汉族地主官僚出现了离心倾向，满汉合作局面出现重大裂痕，且难以缝合。针对于此，汉族官僚为自身利益开始为立宪运动推波助澜。加之载沣集团的腐败，满族亲贵四面楚歌。
咸丰帝为求皇权平衡，搞出来一个赞襄大臣与皇太后共同辅佐幼帝的政治体制，实为求互相牵制，但最后以祺祥政变完局。出现了一个帝、相、后并存的体制。慈禧太后从借助相权、利用后权，到最后形成一人专制。看似权力稳固，实则使内政外交更加腐败。与皇权体制相呼应的就是中央集权问题。咸丰帝为扶大厦于将倾，始起用汉族官僚集团；慈禧太后杀肃顺等八大臣，但杀其人而不废其策，终于躲过太平革命一劫。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满族亲贵在把控中央集权的问题上，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并且输得血本无归，最后袁世凯竟成了一时的最大赢家。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父亲载沣时写道：可以看出对他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没有杀袁世凯，只能是个战术问题，而清王朝是输在了战略上，他们犯的是战略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