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灭六国时为何独留下卫国?揭秦灭六国之战

2017年2月13日15:59:55野史秘闻116阅读模式

秦灭六国之战,既是战国末期最后一场诸侯兼并战争,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封建统一战争。战国末年,在七雄中日益强大的秦国在秦王嬴政的领导下,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用了10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北方的燕、赵,中原的韩、魏,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六个国家,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并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一统的君主制王朝——秦朝。秦王政改号称皇帝,即赫赫大名的秦始皇,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战国末年,在七雄中日益强大的秦国在秦王嬴政的领导下,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用了10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六个国家。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一统的君主制王朝——秦朝,然而在这一时期却有一个国家躲过了秦国的魔爪。

这个国家就是卫国,是周王朝的姬姓诸侯国,位于今河南省鹤壁、新乡一带,康叔为第一代国君,秦始皇灭六国,卫国因为弱小而得以保存,秦二世贬卫君角为庶人。

灭和废应该是两个概念,战国后期各大国争霸,卫国日渐式微,到了最后就只剩下了濮阳城这个弹丸之地了。公元前242年,秦国置东郡,公元前241年秦取濮阳等地,卫君角被迫迁往野王,卫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一直到公元前209年卫君角被废为庶人,卫国才彻底灭亡。

在众多曾经声名赫赫的诸侯国纷纷被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卫国却奇迹般地躲过无数次灾难,生存到了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到秦二世时才灭亡。

秦灭六国之战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在82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七),“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1年9月18日(距今已82周年了),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18日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繁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二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一、第五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三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二营和第二师的第二十九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二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二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二十九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

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蒋介石、张学良拱手让敌东北大好河山转瞬沦陷

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又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参谋长荣臻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车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神谷仙次郎在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事件爆发后,蒋介石仍令不抵抗。目居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均不准抵抗。蒋指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这种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敌,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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