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限制的权力必然走向失控，风闻言事也很快成为群臣党政倾轧的工具。明代虽然将御史“得以风闻言事，激浊扬清”写入成文法典，却也明定“风宪官挟私弹事，有不实者，罪亦如是”，不能信口开河。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
作者：王戡
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讲述了一个谣言传播的实例：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浙江省德清县城东侧的水门和石桥塌了，石匠们打桩入河，重修门桥。这平常不过的工程，却因谣言掀起一起波及半个中国的大事件。
谣言的最初版本是，石匠需要将活人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木桩顶部打入水中，“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方能立住水门、架好石桥。名字被打入水底的人，会被窃去精气，轻则生病，重则死亡，这种妖术被称为“叫魂”。最初，还真有人试图行贿石匠照此行事，报复亲友，结果被扭送官府，戴枷示众。
然而谣言在传播中很快变了形，先是被打入水底的对象由名字变成了发辫、衣襟，继而演变出剪人发辫扎入纸人、纸马，即可驱之取人钱财的传言。当各地都出现“叫魂者”以药粉将人迷倒而后剪走发辫，被捕之后还宣称有人指使时，终于惊动了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连下谕旨：穷追到底。可是地方大员却发现“叫魂”不过是屈打成招下的胡言乱语，一切都来自小吏为勒索钱财编造的罪证，以及下级对来自上级的、群臣对来自皇帝的压力和顺从。孔飞力总结道：“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
事虽如此，乾隆皇帝认定“叫魂”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力量，继而对其穷追不舍的行径，正显示出帝王和官府对谣言的深恶痛绝。
“谣言”的源头本无贬义。
“谣言”一词，原本并无贬义。南朝字书《玉篇》对“谣”的解释是“徒歌也”，也就是民间的歌谣。
《孔丛子·巡狩篇》说“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诗经》正由此而来。汉代的乐府也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的来头，将休闲娱乐与体察民风等量齐观。
只不过，民间的歌谣多种多样，既有“赫赫明明，王命卿士”的歌颂，也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感叹，还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赤裸裸的讽刺，更有“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等煽动造反的舆论准备。
在谣言进化的同时，官府的压制手段也是历久常新。西周的厉王还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预防手段压制言论。
到秦代已经进化为“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的成文法则，民众随时可能因言丧命，但即使如此，也没能阻止“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传播和实现。
对谣言的压制，只会越来越严，唐有来俊臣，明有锦衣卫，从“散布校尉，远近侦伺”到罗织罪名、置之死地，已经形成了弹压谣言的一条龙。
“谣言”在古代对官员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其实，帝王对谣言并非一味压制。在南北朝，皇帝甚至要“诏分遗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视之为体察民情的良方。很多时候，帝王还会利用谣言来惩治腐败、平衡权斗、绥靖群臣。
早在汉代，皇帝便“令三公谣言奏事”，允许朝廷高级官员以民间言论上达天听。这一制度载沉载浮，时断时续。
南朝宋武帝刘裕时，尚书仆射王弘弹劾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报复杀人，因无确凿证据，在奏文中特别写到“内台旧体，不得用风声举弹”，但“此事彰赫，曝之朝野”，自己身为监察官员，如果因循旧制，则“终莫之纠正”，所以才出声奏弹，最后还称“违旧之愆，伏须准裁”，请对自己的违制行为予以惩罚。
刘裕从善如流，下旨“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岂拘常仪？自今为永制”，此后方为历代所继承，引为监察官员的重要权责。
到了唐代，御史在弹劾官员时，即使有明确来源，也可以“略其姓名，皆曰风闻访知”(《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
到了宋代，“风闻奏事”更形成制度，“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
宋史学者王曾瑜对此评论道：“事实证明，特别是许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他还认为这项制度“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无论堵还是疏，“谣言”须为帝王控制。
然而，缺乏限制的权力必然走向失控，风闻言事也很快成为群臣党政倾轧的工具。明代虽然将御史“得以风闻言事，激浊扬清”写入成文法典，却也明定“风宪官挟私弹事，有不实者，罪亦如是”，不能信口开河。
清代又有左都御史艾元徵上疏请禁风闻言事，几经反复终于未能成功，反而出现了更为严密的谣言上传体系——“密折”制度。
皇帝甚至会主动向臣下询问小道消息，康熙皇帝曾在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上批示“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教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夹杂着好奇和恐惧的八卦心态跃然纸上。
无论风闻言事的制度如何，历代帝王总归是要将对谣言的运用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驾驭群臣、治国安疆的核心所在。
更显著的例子发生在清末，19世纪末年，一股关于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稀奇古怪的谣言悄然而起，时载：“讹言横兴，莫甚于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之交。”“谣言谬说，日盈于耳。”(《拳匪闻见录》)
被这些谣言激起的是一场被后世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最为典型，先是对谣言听之任之，放纵义和团与洋人作对，甚至派大臣刚毅等人“导拳匪入京”，借团灭洋；当战争失败之后，清廷如弃敝履，发上谕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即著该护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将义和团当成替罪羊，极力剿灭。对于朝廷来说，各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归根结底就是控制，他们追求的是一切尽在掌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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