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的封神榜:牧野之战与商周易代

2017年2月20日09:54:47历史解密105阅读模式

商朝和周朝很不一样。我们看周朝的时候,能清晰辨认出传统文明的特色。但是看商朝,绝没有这样的感觉。周朝是中国史的一个崭新起点。

周武王的封神榜:牧野之战与商周易代周武王

作者:押沙龙

帕斯捷尔纳克(苏联文坛巨匠)说过一句话:没人知道时代如何变迁,就像没人知道草是怎么一点一点枯黄。大多数时候,历史的演变确实非常缓慢,往往很难被察觉。但是也有例外。历史上存在一些关键性时刻。在这些时刻里,世界骤然变化,其变动之剧烈,影响之深远,一直波及到千百年后的人类命运。

中国历史上,我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三个关键点是: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和1840年鸦片战争。

牧野之战中,陕西的周部落灭亡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我把它说成中国历史三大爆发点之一,可能有人会觉得夸张:“这货写到哪段就说哪段重要!”但这话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里也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商朝和周朝很不一样。我们看周朝的时候,能清晰辨认出传统文明的特色。但是看商朝,绝没有这样的感觉。周朝是中国史的一个崭新起点。中国传统文明里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忠”“孝”“德”“礼制”,都是在周朝才真正成型的。在政治上,周朝设计了一种封建+宗法的架构体系,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尤为深远。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牧野之战标志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开始。

纣恶

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参战的周军却少得可怜。《尚书》记载,周武王带着三百辆战车,三百名虎贲参战。后来孟子觉得三百人少了,怀疑是抄写错误,改成了三千虎贲。这个改动还是合理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辆战车大致应该配十个战士。那么说起来,周武王投入战斗的主力军就是:三百辆战车,几千战士。

大家写来写去,最后轮到司马迁。司马迁是个顶级史家,但他有个毛病:贪多喜功,迷恋大数字。所以他写牧野之战的时候,出手豪阔,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后面又有整有零地加上“甲士四万五千人”。反正四万五千人也不用司马迁养活,他就很大方给周武王派去了一支生力军。

但是这四万五千人其实要不得。现代历史学家仔细考证周部落的人口,认为周武王治下的子民,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就是在5万~10万之间。他哪来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当时真正的情况很可能是:几千人围着几百辆车,站在一个叫牧野的平原上,准备推翻了一个有六百年历史的王朝。一个叫姬发的人在大喊大叫,给他们打气。一个叫姜尚的人站在战车里,阴险地策划进攻。

在他们对面,是一个据说坏得淌水的人——殷纣王。

说起来,殷纣王简直坏的离奇。他的太太妲己也和他一样坏。翻遍中国历史,找不出比他们俩更坏的一对夫妻。他们简直是禽兽中的比翼鸟,恶棍中的双截棍。要是把他们的坏事一一列举出来,能凑够好几篇专栏文章。

但是纣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坏。他变坏有个过程。比如,出兵前周武王特地召开动员大会,声讨殷纣王。但在大会上,周武王也没列出什么像样的罪状,说的相当含糊,重点渲染的是纣王听女人的话、不重用亲戚、祭祀活动搞得不频繁。(见《尚书·牧誓》)光靠这些罪状,很难勾勒出一个暴君的形象。

后来的作家读了这些罪状,也觉得不过瘾。周武王是圣君的典范,那他的对手也该是暴君的楷模!所以,殷纣王的罪行必须丰富多彩。作家们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添砖加瓦。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殷纣王的罪行已经颇为可观了。

司马迁津津有味地写道:纣王修鹿台、设炮烙、挖比干的心看是不是有七窍;有位妃子有点性冷淡,他就杀了这位妃子,还顺便把她爸爸也做成了肉酱;周文王听见这事叹了口气,就被纣王抓起来敲诈钱财。等等等等。受过宫刑的司马迁还特意描写纣王如何“淫乐”。据说,殷纣王往大池子里灌满酒,往林子里挂满了肉,然后“男女倮相逐其间”,逐累了就喝酒吃肉。当然,这个娱乐方式听上去相当土鳖。这倒让我想起鲁迅讲的一个故事。农妇在地里干活,忽然叹气说:皇后娘娘何等快活!现在还不是在睡午觉?醒了就叫“太监,拿个柿饼来!”酒池肉林倮相逐,就是司马迁想出来的柿饼子。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考证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殷纣王共有70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增加十三项。而且这些罪状越写越夸张。就像司马迁说纣王修建了鹿台,刘向就补充说:鹿台高达一千尺!晋朝的皇甫谧一使劲,鹿台又变成了高一千丈!商周时候一丈大约折合两米。纣王为了淫乐,要爬上两公里高的鹿台。这时,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这是一个残暴的君主呢,还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

学者说:纣王的形象反映了历史学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观念的成长性与层积性。这个说法太学术,翻译过来就是说:一旦某人掉到粪坑里,那么历史学家就会蹲在他头上拉屎。我们经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历史是公正的”。其实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历史既不是公正的,时间更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历史是人记录的,而人是复杂的动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殷纣王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君主,我们只知道他失败了。

周仁

在牧野,纣王一败涂地。

司马迁慷慨地赏给了纣王七十万军队。但考虑到当时的人口规模,纣王怕是消费不起这么奢华的一支军队。据估计,纣王的军队最多也只有几万人。几千周军(还要加上一些同盟军)和几万商军展开决战。据说战斗过程非常惨烈,血流得把木棒子都飘起来了。这些木棒子引起了孟子的忧虑。他觉得这个说法政治上不正确:“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确有矛盾因素。首先大家一口咬定:周武王是仁慈的;但是反过来说,这么一场大战不多死些人也确实不过瘾。因此,大家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周军刚发起冲锋,商朝前面的军队就反戈一击。于是前队和后队自相残杀自相践踏,结果,“血流漂杵”。因此,虽然士兵死得很壮观,但都不是周武王杀的。

书上就是这么记载的。这看上去像一个奇迹。但它就是这样发生了。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据说,商纣王逃走,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武王尾随而至,向烧焦的尸体射了三箭,砍下了他的脑袋,挂在太白旗上。商王朝就此终结。

新成立的周王朝开始做规模宏远的部署。它开创了两样制度:封建制和宗法制。这两样制度安排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刻。

帝国

灭亡商朝以后,西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它的领土从陕西延伸到山东,从北京延展到了汉水。这个规模比起同期的亚述帝国,可能还有所不如,但已经相当可观了。袁腾飞在《历史是什么玩意》里说:周朝面积有150万平方公里,“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超级大国”。这个话就过分了。周朝人少地多,很多地方荒无人烟,大家也没有明确的疆域概念,150万平方公里云云,压根儿就是个糊涂账。而且袁先生举的西方人的例子是雅典、斯巴达。这两个城邦的对头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疆域、人口肯定超过周朝。所以周朝虽大,西方人也不会“无法想象”。人家没有袁先生想的那么土鳖。

但是周朝还是太大了。大也就罢了,它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人口太稀了。

跟同期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比起来,西周的人口密度低得惊人。埃及和巴比伦的城镇乡村早已密不透风,西周的城市外头却有大片的荒地,榛榛莽莽,如同野生公园一般。我们经常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这话不错。但是在四大文明古国里,中国是最晚的一个。印度河文明夭折了,姑且不提。说起埃及和苏美尔文明,它们比中国要早至少一千年以上。跟这两个文明比起来,西周属于第三世界的后起之秀。整体来说,西周的农业、商业、工业都大大落后于中东。但是它的政治结构却一马当先,急吼吼地建立了一个大帝国。

在一个脆弱的物质基础上,怎么运转一个大帝国?这就是西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它的政治文化创新,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运作的。不理解西周面临的这个难题,也就无法理解它的行为方式。

封建

西周的身子很大,脑子很小,血流量很少,神经传导很慢,但它还是一门心思要活下去——于是它只能选择封建制。这里说的封建制,不是教科书上说的“农民种地、地主收租”那一套,而是一种政治架构:封国土、建诸侯。说到这里,我想说句题外话: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这个五阶段论根本不适合中国历史,而且也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压根儿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他说中国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斯大林认为,全人类应该只有一种进步模式,哪能分成东方西方?都应该是五个阶段才对。听到苏联传来的消息后,郭沫若先生拍案而起,悍然把商周划成奴隶社会,把秦汉以后划为封建时代。不过现代主流史学界对此已经不太承认了。

书归正传。西周实行了一套封建制,将国土分给诸侯。诸侯世袭,独立治理领地,但承认周王的宗主权。根据《荀子·儒效篇》记载,周武王和儿子周成王时代,共分封了71个诸侯,其中55个是同姓亲戚,16个则是外族。此后陆陆续续又封了不少,到了春秋时期,可考的诸侯国有140多个。

这就相当于周王在镐京、洛阳(当时称为成周)开了总店,然后在全国各地开了140多个加盟店。这些加盟店独立经营,但要承认总店的领袖地位,接受总店的企业文化、偶尔向总店汇报工作、上缴一定利润。用这种办法,西周让加盟店各地开花,控制了广大市场。

这些加盟店是怎么建立的呢?有一些是被兼并过来的。比如商朝灭亡以后,有些商朝的属国就改换门庭,接受周朝的这套游戏规则。还有很多则是新建的。很多读者可能玩过一个叫《文明》的游戏。游戏里头玩家要带着拓荒者、武士,跑到荒地上建立城市,然后慢慢开荒修路,建成一个国家。西周的分封新诸侯就有点像现实版《文明》。周王封诸侯的时候赐予的不仅是土地,往往还会分给他一批人民。比如周分给鲁国“殷民六宗”,唐国“怀姓九宗”等等。这些人就是武装殖民人员。新诸侯带着他们到封地里建立城市。城市就是他们的武装据点。殖民者住在城内,被称为“国人”,土著民在城外,被称为“野人”。(“国人”和“野人”的含义,历史学家多有聚讼,我这里说的是一种主流说法。)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分出去开辟新城市。

这是不是西周要扩张的唯一出路?我确实看不出还有更好的办法。有人会问:为什么西周不建立中央集权,派政府官员管理直营店,反要把它们分封给这些世袭诸侯?这不是败家吗?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转到另外一个话题:这些分店能向总店上缴多少利润?

答案是:非常少。在当时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粮食。埃及有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有两河,政府用这些河道可以从各地运来不少粮食。当然西周也有黄河,但黄河并不利于运输。再说西周国都在上游,分店都在下游,情形就更糟了。而且西周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陆路交通也非常坏。所以分店就算有余粮,也无法大量上缴。

不然也可以缴钱?可惜西周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没有活跃的市场。1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就用银子做货币了,西周还大量使用贝币。想想看,哪个像样的商业社会会使用贝币?!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时代,要求分店上缴大量货币,这个实在强人所难。

既然利润这么少,西周总店有什么动力建立庞大的公司(且不说技术上能不能建立)去管理直营店?建立后又如何做到收支平衡?账经不起算啊。

因此西周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这样:最简单的管理,最稀少的利润,图的是广种薄收。西周总店向加盟店索取的最主要贡献,是军事支持。一旦发起战争,周王有权要求临近诸侯出兵协助。经济上,周王主要靠王室领地糊口,并不很指望加盟店上缴的利润。

西周既想建立一个大帝国,又无法改变物质基础,就只能做此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个选择在初期非常成功,帝国快速膨胀,文明传播到了以往的蛮夷之地。几百万人认可同一种文化模式、同一种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封建制的成功本身就蕴藏着衰败的种子。帝国有无法解决的深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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