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虽然高举商业救国的大旗，但在他的率先垂范下，保皇党的党营生意完全以长官意志为转移，不按市场规律和契约精神办事，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建设，全党上下一起吃大锅饭，在企业中随意提款，大肆挥霍，账目混乱。
康有为、梁启超和光绪皇帝的画像。
作者：雪珥
一本自费印制出版的小书，席卷了1909年初春的世界各地华埠。
这本引发了全球华人围观的书，书名是干巴巴的毫无文采的《征信录》，作者是名不见经传的旅美华人谭张孝(谭良)。书的内容，既不是宫闱秘闻不雅照，也不是文学名篇诗词赋，而是账本以及与账本有关的很多来往信函——这居然就是一本资料集。
但是，这本资料集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一位当时知名度最高的旅居海外的华人，他就是时年51周岁的康有为，保皇党“帝国宪政会”的领袖、导师以及——董事长兼总经理。
作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学生，谭张孝却在这本书中，用大量详实的原始数据和来往信函，掀开了保皇党的最大党营生意、芝加哥“琼彩楼”的老底，也揭开了老师康有为那灿烂的“圣人”长袍下的满目疮疤。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谭张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经济丑闻的实质，就是“金钱主义最涉嫌疑”。
梁启超
保皇党下海
1899年7月，康有为开始 “建党”。
在加拿大，他成立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英文名为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简称“中国保皇会”，又称“中国维新会”。名为公司，实为政党，而且是用企业方式运转的政党。
保皇党在海外的发展十分迅猛，数年后，号称在全球拥有百余万党员(“会员”)，并建立了从中央(“总局”)到地方(不同国家的“总会”)、直到基层(一埠或多埠联合的“分会”)的组织架构，而在中央一级，还成立了“联卫部、商务部、学校部、劝工部、殖民部”等一系列中央机关。1905年保皇党高峰时期，共在160 多个城市建立了分会。其组织规模之大、架构之精、管控之严，都大大超过了同一时期的革命党。
从创办的那一刻起，康有为就将如何推动党的可持续发展——确切是说，是党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放在了工作的首位。
加入保皇党，不光要认可党的宗旨和纲领，还需要缴纳“入会费”，这其实就是党费兼投资款。
最初的“入会费”标准，是1美元，由各地分会自行收取、自行开具发票，而后汇总到“总局”。以保皇党的人气之旺，这笔“入会费”并非小数目，而全党缺乏合理的财务制度监控，各地分会自收自支，贪污浪费现象很严重。谭张孝就曾指出，美国有数十家分会，每年真正汇拢到“总局”的“入会费”，“不过数千，或乃全年无一文者”。
为此，康有为在1905年推出了党费改革，除了将党费兼投资款的标准提高到了5美元。明确要求所有的党费必须开具“总局”统一印制和分发的发票，“入会者收执凭票，以总局凭票为入会之据……各小埠公款不汇总局者而发以凭票者，则与总局无干，与不入会同，且总局无从稽查、招待、保卫。”
加入保皇党，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加入了一个“驴友”俱乐部。到外埠时，可以凭党员证(即总局出具的会费“凭票”)享受到房费和餐费的减免优惠，很有些类似于如今一些企业为VIP客户提供的机场贵宾服务。以康有为为核心的保皇党中央，如果抓住了党证的发放，让那些没有总会“凭票”的人“不能受各埠联待之权利”，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堵住分会少缴甚至不缴党费的漏洞。
对于这笔党费兼投资款，康有为的期望值很大，他的算盘是：
“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圆，合中国银十圆，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
这个党毕竟不是执政党，又只能在唐人街活动，光靠党费显然是不够的，好在毕竟也称公司，还可以把保皇党的政治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将巨额党费投入资本运作和企业经营，以实现党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保皇党开始了一系列的商业举动，掀开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全党经商”运动，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几乎完全转移到了扒分赚钱上。从1903年开始，保皇党在美国开设华美银行、琼彩楼饭店等；在墨西哥投资地产、电车、铁路、轮船公司，开设华墨银行；在香港开设中国商务公司、中华酒店、华益公司；在内地开设广智书局、插手振华公司……林林总总，非常活跃。
通过收党费和做生意，保皇党“两条腿走路”，迅速成为一个资产雄厚的“公司”，而康有为本人也从一个流亡者跻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行列。1908 年9 月30 日，日本外务省收到其驻瑞典大使的报告：“据说康在美国及墨西哥募捐的金额达100万美元，将其作为资产在墨西哥设立银行。”如果这还是个“公司”投资的话，报告中也提到了康有为的奢华生活，说康有为买下了瑞典境内某小岛的一半土地和房屋，并进行了豪华装修，“家具及装饰等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显然，遥远瑞典的豪宅，对于保皇党的事业以及绝大多数普通党员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保皇党的资深党员、美洲华侨富商叶恩，后来就痛责康有为“妄自骄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甚至“吞并公款、私图生意”。
“南长街五十四号藏梁氏档案”。康有为 1908 年 3 月写给梁启勋的信，痛责“谭贼”。从 信笺纸可看出，康当时居住在瑞士最美的城市之一琉森(Lucerne)的最豪华的五星宾 馆内，该宾馆至今奢华如故。
琼彩楼的资金案
康有为虽然高举商业救国的大旗，但在他的率先垂范下，保皇党的党营生意完全以长官意志为转移，不按市场规律和契约精神办事，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建设，全党上下一起吃大锅饭，在企业中随意提款，大肆挥霍，账目混乱。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芝加哥的党营饭店琼彩楼。
琼彩楼开设于1906年6月，由谭张孝一手筹备。上一年，谭张孝陪同康有为周游美国，康交给谭一个任务：选拔和资助保皇党的子弟们留学欧美，以便将来为党、国两边都能提供信得过的人才。谭就建议，应该开设一个饭店，用赢利来办这件工作，这样就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康对此很赞赏，同意将已经寄托在谭张孝那里的7200美元党费，当做饭店的启动资金。
当时，康有为对谭张孝相当信任。在“南长街五十四号藏梁氏档案”中，有一封康有为于1906年3月10日写给梁启勋的信，提到：“九月后断学费，可向张孝支取……吾与张孝共事久，见其缜密，精细周到，甚欲以财权托付之。惟其辈小而僻，汇兑还港及各处未便，汝谓如何？”
谭张孝在洛杉矶等地开始选址筹备，但都未能找到合适的铺面，最后选定了芝加哥，并定名为琼彩楼，向华人华侨公开招股。康有为虽然对这个店名很不满意，也并未坚决反对。
其实，两人之间的危机，在琼彩楼开业前就已经有了征兆。在康有为看来，虽然7200美元成了启动资金，但依然是保皇党的公款，而作为保皇党的领袖，“率党之滨莫非党产”，他当然可以任意调用。还在选址阶段(1905年11月)，康有为就直接指令谭张孝，将其中的5000美元借给了另一保皇党成员李美近，原因不详。手头仅有2000多美元的谭张孝，加上招股并不顺利，这大大影响了饭店的筹备和之后的运行。这笔5000美元的借款，到开业前3个月(1906年3月)，仅仅归还了4000美元，还欠1000美元。谭张孝催促康有为，康有为却只是以私人名义为李美近充当担保，并要求谭张孝不必继续过问此事。
为了弥补启动资金的缺口，康有为又动用行政命令，要求保皇党的其他机构，比如香港华益公司纽约分公司等，拨款支持饭店的建设。这样，美国和香港的诸多党内实业，都实际卷入了琼彩楼的资金筹措和往来。但是，日理万机的康有为，却从来没有指定由谁负责此事，都由他自己在其中越俎代庖，因此把账目搞得相当混乱，包括他自己在内，到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没人能真正说清楚其中复杂的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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