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西征:左宗棠对回民“剿抚兼施”

2017年2月24日16:26:30历史解密144阅读模式

  收复新疆之役,历来公认是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无论后来史家的“阶级立场”如何,对此均无异议。但左氏西征的前半段,即平定陕甘回民暴动(旧称回乱,后称回民起义),却是左宗棠一生中争议最大之处,百余年来,功过难辨,即使在国内学术界,也一直是个敏感话题。

敏感的西征:左宗棠对回民“剿抚兼施”左宗棠

 作者:谭洪安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光绪五年(1879年),前浙江巡抚杨昌睿应湖南老乡兼老朋友陕甘总督左宗棠之邀,“帮办甘肃新疆事宜”。进入陕甘境内时,见沿途遍植杨柳,生机盎然,他即兴赋诗一首,借吟咏“左公柳”,赞颂左宗棠西征的卓著功勋。

当时左宗棠指挥六七万精锐人马(以刘锦棠统率的老湘军为主力),经过一年多鏖战(1876年夏至1878年初),刚刚从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武装手中夺回了天山南北大部。这位年近古稀且身体欠佳的老帅,还准备抬棺亲自带兵出嘉峪关,与盘踞伊犁地区的沙俄决一雌雄,他的个人声望及人生事业由此达到巅峰。

收复新疆之役,历来公认是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无论后来史家的“阶级立场”如何,对此均无异议。但左氏西征的前半段,即平定陕甘回民暴动(旧称回乱,后称回民起义),却是左宗棠一生中争议最大之处,百余年来,功过难辨,即使在国内学术界,也一直是个敏感话题。

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专家杨东梁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到西安参加一次陕甘回民起义学术研讨会,因提出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具体分析回民起义的肇因及演变,全面看待左宗棠“镇压起义”过程中的表现,而遇到极大的压力。

这位致力研究左宗棠生平的资深学者说,直到今天,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首先,回民暴动发生的大背景,是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地方官员,在回汉杂居的陕甘地区长期推行“护汉抑回”的错误政策,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暴动的直接诱因,则是由回汉民众之间因激烈经济摩擦引发的大规模械斗。

原来,回民多以畜牧业为生,汉人则以耕作为主,回民大量放养的牛羊,常常吃掉汉族农民地里的青苗,双方因各自的生存需要,矛盾难以调和。而拥有牛羊或土地最多的,通常都是回汉双方各自的上层人物,大量下层民众在他们鼓动下,互相敌视,由规模较小的乡村械斗,终至两军对垒的血腥战争。适逢太平天国及捻军兴起,清廷倾注全力围剿,根本无暇西顾,陕甘局面遂一发不可收拾。

与太平天国运动欲取清朝而代之的宏大抱负(他们有没有相应的能力是另一回事)不同,陕甘回民暴动并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的主要目标还是“求生存”,因汉族地主组织的团练背靠官府,自然在争战中占有一定优势,但这也激发回民武装拼死对抗。

史料记载,明清以来,陕西商帮曾经富甲天下,但经过持续多年的回汉仇杀,以及官军与暴动队伍的拉锯战后,很多富庶地区变成赤地千里,陕西商帮自此一蹶不振。

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一起剿灭太平天国及捻军而名声大振的左宗棠,于同治七年(1868年)秋天受命西征。左宗棠最为人诟病的,一是1871年初围攻金积堡之役获胜后,因担心“暂若从宽,必滋后患”,让部下刘锦棠借故杀害马化龙父子及其部众1800余人,并将堡内一万多老弱妇孺驱至异地安插;二是两年后苦战攻陷肃州(今酒泉)时,又杀害“四大马”之一的马文禄及其1500余义军骨干,并听任官军入城屠杀回民数千人。

左宗棠事后对杀降一事似有悔意,纵观其整个征战生涯,他亦非嗜杀之人,但事实俱在,即使是后人有意“挺左”,也无从袒护。

不过,客观地说,左宗棠处理棘手的汉回民族矛盾时,能落实“剿抚兼施”政策,一手硬一手软,还是胜于在他之前督治陕甘的清朝大吏的。他曾反复说过,“从前汉回仇杀,其曲不尽在回”,“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并严厉斥责陕西汉族士绅“尽杀”回民的煽动之辞。

后来由回族文人整理的口述资料《陕甘劫余录》中,有受访回民亲口说“左宫保的章程,一劈两半”。大意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时,对待回汉百姓,能够一碗水端平,用现代标准衡量,他的政策观念还是比较强的。

而从当年国家的大局来看,得到沙俄及英国势力支持的阿古柏势力已侵入新疆多时,西北危殆,假如陕甘乱局持续,大军无法出关,又怎能驱逐虎狼之敌、收复大片失地呢?王震将军谈及左宗棠功业时所说的“评价历史人物,账不要算得太细,搞得太繁琐,有些事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其言外之意,大概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