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鸡相斗”，消费者得利。记者在《“斗鸡”何必要胜负》（1994年4月3日，《北京日报》8版）中写道：“斗鸡”，说穿了只是一种宣传策略。但通过现代化管理形成优质服务、低廉价格、清洁卫生、科学营养，中式快餐也可称雄。
1992年，麦当劳王府井餐厅
“肯德基是我们的，麦当劳也是我们的”——继去年9月初肯德基母公司百胜中国引入春华资本及蚂蚁金服后，前不久，中信凯雷以近21亿美元入主麦当劳中国。对中资“拿下”两大洋快餐巨头中国区业务，有人笑谈，在肯德基吃炸酱面、在麦当劳喝豆汁指日可待。
从开“洋荤”高消费的场所，到中国人城市生活中寻常的商业配置，洋快餐早已不是什么文化和身份标签。人们带着兴奋在前门排成长龙等候品尝一块原味鸡的场景，距离今年正好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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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1987年11月13日，本报头版刊发消息：“美国，也是西方在中国，也是北京第一家快餐联营店——肯德基家乡鸡北京快餐厅昨天正式开业。北京市副市长孙孚凌、市顾委副主任陆禹、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肯德基家乡鸡公司董事长邓迈亚等出席了开业典礼。”两个“也”字和来宾规格显示了这条短稿不一般的信息含量。中国餐饮业开始引进外资，同样成为当日外电报道的中国重要新闻。
这家毗邻天安门广场，位于前门西侧的炸鸡快餐店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座位506个，为全球肯德基门店规模之首。当记者问为什么将最大分店设在北京时，肯德基国际公司副总裁王大东笑答：“因为我们在北京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在10月6日起试营业的37天里，该店每天营业额万元以上。
无论新闻，还是广告，关于洋快餐的一切都强调这是“西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本报刊发的《美式风味飘京城 ——记肯德基家乡鸡落户北京》一稿中，记者写道：“厨房每小时制作2300块炸鸡，三层楼营业厅保证客人能在两分半钟吃到炸鸡。这既是对现代化生活节奏的适应，也是对我国传统饮食习惯的挑战。它向人们揭示：那种把大量时间花在厨房，以及慢吞吞的餐饮服务速度状况必须改变”。
炸鸡很快，但想吃到绝不仅仅需要“两分半钟”。很长一段时间里，前门店一到饭口都处于里三层外三层排长龙的状态，甚至成为到京旅游的一景。去肯德基尝鲜儿，然后跟门口的肯德基老爷子合影留念，是全国人民的时髦。
刚开业时，肯德基所售品种有限，除了2.5元一块的原味鸡，还有土豆泥、菜丝沙拉、面包和可乐，两年后，才有单价4.5元的汉堡上市。相较普通干部不过百元的月薪，吃肯德基算得上高消费，不少家庭要攒上一阵才舍得带孩子来享受。戏剧性的是，每个星期天，都会有人在肯德基三楼举行婚礼，如今看来或许不可思议，当时却是件挺有面子的事。
1992年4月23日，“迟到”老对手5年的麦当劳在王府井最繁华地段开出其在京第一家店，规模也是全球之首。本报记者发现，麦当劳其实早就来了，为制作招牌炸薯条，麦当劳1984年就来华寻觅良种土豆种植基地，并最终定在了承德围场，选择乳制品、面包、肉饼、番茄酱等的供应商也几费周折。从种土豆开始深谋远虑的市场占领，收获是惊人的。据报道，开业后，每天前往麦当劳就餐的人数在一万三千人以上，火爆情形超过了任何一家饭店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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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收款机”魅力在哪儿
洋快餐店人潮涌动，状若“超级收款机”，迅速被视为全方位剖析和学习的对象。做中国的肯德基、做某某界的麦当劳，一度是对标先进的口号。
满城纷说洋快餐，到底好在哪儿？1989年2月13日，本报头版《“肯德基”的魅力》这样描绘：做医生的母亲给儿子买了份十元套餐，对鸡肉、菜丝沙拉和土豆泥的搭配很满意，“别小看这点东西，热量、蛋白质、维生素可是全有了”；一对大学教师情侣是常客，男士青睐洋快餐的平等氛围，“无论部长还是平民，大家都得自己端着盘子找座位”。女士中意一次性餐具，“在这里吃饭让人放心”；记者则注意到了标准化和严格管理：解聘做不到微笑服务的员工，鸡块炸出超过一个半小时不能再卖，不管剩多少都要扔。
麦当劳独特的用工制度更领风气之先。1992年6月2日，本报头版以一篇《京城有了“小时工”》开启了对麦当劳的系列观察。“在这里，你不必一天干满8小时，还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但工作的每一分钟，你都得高速运转起来——不停地招呼客人，不停地微笑，不停地收盘子擦台面，不停地找活干”。记者感慨：“现在许多企业管理流于形式，只管考勤，不管效率，工人出工不出力，却没人关心。在提高效率的治本之策尚不能立时奏效的情况下，麦当劳小时工制度以及招收兼职打工者的经验，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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