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首长的指示下发后，二十旅上下心情沉重，这是二十旅自组建以来唯一一次受到通报批评。吴忠与刘振国、李觉商量后，便在野司通报批评发出后不久，给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书面报送了包信集战斗失利的情况以及二十旅指战员的检讨。
刘伯承对二十旅的这次失利十分关注，在接到吴忠等人的书面报告后不久，便给吴忠和刘振国回了信。
刘伯承在信中并没有对包信集战斗提出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报告的内容做具体批示，更没有对旅、团指挥员的指挥做任何指责。却把笔墨主要放在了当时部队建设和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上，讲述了“斗志和斗法”的辩证关系，向吴忠等人传授用兵的要诀。
刘伯承写道：“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如无斗志。则不但一切谈不上，而且有覆灭的危险。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东西。军队无斗志，是自己宣布了死刑。蒋贼的庐山训练团及现在南京的训练团。就是要解决斗志与斗法的问题。同时，敌我双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是此盈彼虚，此长彼消，如两相长，则强者终长，弱者终消；如两相消，则消极者必败。敌整编十一师在包信集夜战之怕我，惜未乘其怕而痛击之。可作为教训！……我们的斗法已告，我们的斗志必须强化。”
除了给吴忠和刘振国的回信外，刘伯承还在信后附上了两个附件，一是《我军合击战法的研究》，二是《匪（蒋）军战法》，进一步为吴忠等人点破迷津，训示制胜诀窍。在《我军合击战法的研究》中，刘伯承写道：“敌集结合击我主力，其后方第二线兵力分散、薄弱。当以一个营一个连驻守一地之方针。我第一步以一个旅、两个旅分别歼灭敌一个营；第二步再迫使敌人一个团不敢驻守或出扰。达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机动自如，或集中休息，打大歼灭战。，如此必须：一、各纵队和各军区联系。取得敌人分布及工事等准确情况；二、适时避开敌人主力，过早过迟都不利（在新区保密很困难）：三、攻击目标以远离敌人主力为好；四、确定目标后。以急行军猛袭之：五、攻击任何敌人，都不可使敌人注意；六、得手之后，迅速处理伤员，部队转移他地休息，并再准备攻击第二个目标。”
刘伯承的信，让吴忠悟到了部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要害。也理解了野司批评的真正含义。他随即将刘伯承的信传达到全体干部，并组织讨论。待大家讨论完毕相继离去时，已是午夜，但吴忠毫无睡意，他坐在油灯前，再次细细研读刘伯承的信，并工整地将其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吴忠后来说：“刘司令员的这一封信来得真是及时，指点迷津，是我们摆脱困境的有力武器。我反复琢磨，认为要特别领会和贯彻好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充分认识解决‘斗志与斗法’问题，是建设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英勇善战部队的关键所在。即刘司令员所说的‘把柄’，这是刘司令员的一贯思想。第二，明确斗志与斗法的相互关系。刘司令员强调‘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东西’，要求‘我们的斗志必须强化’。这里深刻解释了斗志和斗法的主从关系，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部队的许多事实都证明，倘若士无斗志，军心不固，纵有好的战术，也都无济于事，实际上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由此而论，包信集战斗失利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关键的一条。还是斗志的问题。野司和纵队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第三，敌我双方‘盈虚、消长’的关系。刘司令员的信中对此讲得极为简明透彻。就是说，两军对垒，双方实力的盈虚、消长，都是变化不定的，要使强者终强，盈者终盈，或者转弱为强。化虚为盈，主要在于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即‘强化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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