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大革命的高潮,国民军联军在甘肃陕西的胜利。甘肃的平定和革命运动的兴起，北伐战争前夕，直奉军阀除了联合晋系军阀进攻退守南口——晋北一线的国民军，指使刘镇华收集旧部进攻
一、甘肃的平定和革命运动的兴起
北伐战争前夕，直奉军阀除了联合晋系军阀进攻退守南口——晋北一线的国民军，指使刘镇华收集旧部进攻陕西的国民军外，还策动甘肃军阀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和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出兵消灭驻甘肃的国民一军刘郁芬部。吴佩孚委任张兆钾为讨贼联军援甘总司令，孔繁锦为副司令，并暗中策动回族各镇守使响应张、孔。这时刘郁芬部只有孙良诚和张维玺两个师，兵力不足万人，省城兰州城防空虚。张兆钾等人认为有机可乘，于1926年5月间发动了对甘肃国民军的进攻。
5月12日，张兆钾部首先向驻定西的国民军梁冠英旅开火。随后，驻兰州附近阿干镇的黄得贵部、驻固原的韩有禄部和驻狄道（临洮）的宋有才部开始向兰州进攻。在兰州危急的形势下，刘郁芬急令粱冠英撤回兰州附近地区，与张维玺部连成一线，以缩短战线，固守待援，同时从宁夏调来两个团加强防御，并电请张之江派援兵来。
6月下旬，援军郑大章骑兵旅、吉鸿昌旅等部陆续到达兰州。刘郁芬即下令分两路分别向东向南反攻。南路由张维玺率领，首先击溃了黄得贵部，接着向陇西孔繁锦部进攻。7月初围攻狄道，孔部败退天水。张率轻骑追击。8月18日，孔向陕西陇县逃走，次日张部占领天水，分兵追击。孔部纷纷投降，残部逃往陕西汉中，投靠吴新田。
东路由孙良诚率领进攻陇东张兆钾部，张部退守祁家大山。吉鸿昌旅袭击张部侧背，迫使张部向平凉撤退。刘郁芬令马鸿逵部向固原推进，威胁平凉。张兆钾在北面马鸿逵、南面张维玺、西面吉鸿昌的包围下，放弃平凉，仓惶逃往陕西。8月30日，孙良诚率部进入平凉。至此，甘肃局势大体稳定了。
甘肃国民军在3个多月内就消灭了陇南陇东地方军阀势力，基本上平定了甘肃，这主要是由于：1.张兆钾和孔繁锦的兵力虽较多，但战斗力很差。张原有兵20营，但官兵实数不过6000人，装备也差。开战后，张给各地土豪以营连长名义，令其自行募兵筹饷械参加战斗。如此扩充兵力，号称48营，实为虚张声势。孔原有兵两个旅，后又增兵十数营，兵力较张多，军械也较充足。但张、孔统治陇东、陇南多年，横征暴敛，丧尽民心；克扣薪饷，官兵不愿为他们卖命。2.国民军争取了甘肃回族部队的支持或保持中立，使孔、张陷于孤立。回族将领马鸿逵参加了对孔、张的战争，甘州镇守使马麟也派兵助战。西宁的马骐和凉州的马廷逵保持中立，马骐还应刘郁芬的要求，开放西宁筏运，使兰州粮食供应不断。3.国民军战斗力较强，战略措施得当。参战的国民军属国民一军部队，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在开战时，根据敌众我寡，战线长，兵力不足的情况，国民军采取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坚守兰州待援的战略方针，从而避免了被各个击破和敌乘虚直捣兰州的危险。而当援军到达后，又不失时机地转守为攻，对战斗力弱的敌人发动反攻，使其迅速溃败，余敌势孤力单，不久即被歼灭。
国民军稳定了甘肃的局势，使南口战役撤退下来的国民军能够向甘肃方面撤退，并使国民军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这对于国民军以后进军陕西和参加北伐都是有利的。国民军在甘肃的胜利，也对甘肃革命运动的兴起起了促进作用。
早在1925年7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曾派人来兰州秘密组织了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但没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10月，刘郁芬率部进驻兰州时，由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的宣侠父、钱清泉、贾宗周等共产党员随军来到兰州。他们联合当地共产党员于同年冬成立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由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清泉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帮助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整顿党务，使它由秘密走向公开。共产党人并同国民党省党部内的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有效的斗争。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活动，在兰州建立了少年同志会，举办了民众夜校，并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名义主办了《革命青年》周刊、《民声》周刊；以国民党兰州市党部的名义主办了《醒狮》周刊。特别支部还在兰州挑水、理发行业中建立了工会组织。共产党员保至善以国民党省党部农工部长的身份，先后在兰州七里河、西固和皋兰县等地建立了10多个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行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推动了甘肃农民运动的发展。
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后，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派共产党员吴天章、冀明信接办《平凉日报》，组织“新文化剧团”，传播革命思想，同时举办政治训练班，建立工人组织，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推动了平凉地区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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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原誓师与西安解围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宣布下野后，于3月20日起程赴苏联考察。4月间在蒙古库伦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5月9日，冯玉祥一行抵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在苏考察期间，冯玉祥会见了一些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参观了机关、工厂、学校和军事设施，访问了工人和士兵，同时还注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对冯玉祥积极地进行了帮助。刘伯坚以华人协会等团体代表的身份会见了冯玉祥，并应冯的请求介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与冯见面。蔡与冯及其随行人员进行了3天的谈话，并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使冯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6月间，冯玉祥派刘骥、李鸣钟为全权代表由莫斯科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接洽国民军入党手续及共同革命的计划。刘骥于7月中旬到达广州后，通过协商与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达成了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一、冯玉祥统率所部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二、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此后不久，8月23日，冯玉祥被任命为国民军的国民党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后，7月间，李大钊约请于右任去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冯于是着手准备回国。苏联政府对冯回国参加北伐战争给予大力支持。除应冯的请求派来乌斯曼诺夫等军事顾问外，并调拨了大量的军械弹药。
8月17日，冯玉祥离莫斯科回国。乌斯曼诺夫、刘伯坚等同行。刘向冯提出了一些建议，冯表示同意。冯还致函陈独秀要求“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冯玉祥在苏联只停留了3个月，由于他积极追求革命真理，由于苏联革命成就对他的影响，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使他有较大的进步。这是他回国组织国民军联军的思想基础，也是国民军正式加入革命行列的一个重要条件。
冯玉祥回国时，正值国民军在南口战败之后，西撤的部队军心涣散，纪律废弛，“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陕西方面，西安被围已5月，亟待解救。冯玉祥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没有丧失信心。
9月16日，冯玉祥一行到达绥远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内盟），随即发表回国宣言。他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说明他过去对革命没有明确的认识，没有办法，而现在是有了办法了。他宣告：“我现在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面，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这个宣言表现了革命的精神，受到了人民的欢迎。
9月17日，冯玉祥召集在五原诸将领举行会议，会上议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并由于右任、孙岳、鹿钟麟、方振武、弓富魁、史可轩等各军将领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随即举行誓师大会。会上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职。同时还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他代表全军宣誓，要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授予旗帜。大会发出通电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并通告全国同胞。大会之后，冯玉祥和于右任率誓师队伍举行了游行。
五原誓师是国民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国民军正式加入革命行列的标志，也是国民军在南口战役后重新崛起的起点。五原誓师壮大了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了革命势力，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既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也促进了敌人阵营的动摇和分化。正当北伐胜利进军之际，在敌人侧翼出现了这支革命军队不仅在战略上牵制了敌人，而且能直接给敌人以打击。
因此，当时中共中央欢迎国民军的再起，认为这支部队在北方的存在，在现时可以牵制奉军的南下，使北代军能保持已得的胜利，在未来的对奉战争中，也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国民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将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中共中央对国民军寄予厚望，希望它“善于保持其有纪律、不扰民之荣誉”；“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不可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要“成为保护农民之军队，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注意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晓得为什么而战；“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利益，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10月间，中共中央作出了《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9月间蔡和森提出的在国民军中工作的三原则。即：1.“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2.“党（指国民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指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3.“不要限制冯职权”。《决议》对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是：“军中的政治宣传，宜注重中国近代外交痛史，军阀官僚的政治之腐败，工人农民之痛苦，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壮史，军人和工农群众之关系等等”；“国民军此时重在与甘肃绥远的民众合作，以巩固甘绥的政权，以从容恢复其战斗力及施行普遍的下层政治教育，不可怂恿其急于向外发展”；“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个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乐意帮助冯军”；“对陕甘绥的农民运动，“要看做与军事工作同等重要”。这些从国民军和陕甘绥地区实际状况出发提出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决议》还对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人的工作态度及与冯玉祥和其部下的关系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是：“在兵士及下级军官中，要宣传尊重冯玉祥，使他们都服从冯”；“不可强迫冯采用他还不真能了解的左倾政策”；“我们在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使他们（冯也在内）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面子使他们忌妒”；“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军官须服从冯的命令，执行冯的政策，万不可宣传或表示和冯有不同的政见。冯的政策如何，只能由国际、国民党和我们党的中央影响他，不可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去纠正他”；“我们勿怕冯玉祥利用农民群众，他如愿做农民领袖，我们更应该促其成”。这些规定只要求帮助冯玉祥巩固和取得在国民军和群众中的领导地位，而没有提出党应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冯玉祥和国民军的政策有右的倾向，只限于帮助他们，而没有去争取领导权，以彻底改造这支部队。冯玉祥和国民军虽然正式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协助下，进行了几项重要的工作。首先是组成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石敬亭为政治总部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薛笃弼为则政委员会委员长，其他各部处也都任命了负责人。接着，9月27日，在五原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国民军联军最高特别党部。
领导机关建立后，即着手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总司令部政治总部设组织、宣传、总务三大处。其下各军设立政治处，每师设有宣传员20人。当时政治工作干部很缺乏，中共中央应冯玉祥的请求派去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作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还帮助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国民军政治工作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士兵都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大纲》要求政治工作人员“是军队中的勤勇者，应和士兵同幸福同艰苦”，“应知道兵士的心理，不要有官僚的习气”，在生活上“要作革命的模范”。《大纲》规定了政治工作部门与国民党和军事系统的关系，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战前、战中、战后的政治工作内容和方法。政治工作的开展在部队整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整顿改编部队是当时一项重要任务。自南口败退，部队东零西散。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将零散的部队归并或补充起来，并着手收集失散的部队。他重新任命各军军长：一军张之江，二军邓宝珊，三军徐永昌，五军方振武，六军弓富魁。在收集部队的同时，针对军纪废弛的状况，着重整顿军纪，使军纪迅速恢复起来。
国民军联军成立后，采取何种战略方针，是全军上下所关心的问题。这时军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由五原回师南口，进攻北京；另一种是进攻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早在9月20日中共中央就指出：“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可自保，以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击奉军。”正当国民军议论未定之时，李大钊给冯玉祥送来密件，建议国军民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与北伐军会师北伐。冯玉祥及其将领看到按此计划既可解西安之围，又可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于是“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而实行这个计划还需要采取巩固甘肃这个后方基地和争取阎锡山合作或保持中立的措施。国民军联军于是确立了“固廿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这个战略方针确定后，冯玉祥即作了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的部署。西安国民军自4月中旬即遭到刘镇华部的进攻。5月15日，刘军实现了对西安的四面包围。守城军在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李虎臣、杨虎城率领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领甘肃方面国民军进军陕西；任命方振武为援陕副总指挥，率领五原方面国民军南下援陕；任命郑金声为东路总指挥，率石友三等部留驻包头，防备奉军袭击。
1926年10月上旬，孙良诚部到达兴平。刘镇华为缩短战线，撤去围困三原的军队。10月20日，由榆林南下的于右任、史可轩部进占三原。此时孙良诚部已进至咸阳外围，与刘镇华军成于猴儿寨与三桥之间，因兵力少，与敌相持没有进展。冯玉祥在五原得到孙求援报告后，即令方振武、马鸿逵等部火速增援。11月上旬，方、马与孙良诚会师后，立即发动进攻，大败刘军于猴儿寨，11月23日占领咸阳。随后国民军联军分兵三路进攻西安：中路孙良诚部由咸阳进攻；左路方振武部向泾阳东南推进，攻西安城北之敌；右路马鸿逵部向户县东北推进，攻西安城南之敌。刘镇华集中兵力向中路冲击，孙良诚部处境危急。此时刘汝明、孙连仲两部援军相继开到前线。援陕国民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打迂回战，袭击敌之后路，即由刘长明从左翼绕到西安之东，攻击敌后方十里铺；由孙连仲从右翼向兰田方面迂回攻击。11月26日拂晓全线开始总攻击，同时城内守军也配合作战。经一昼夜激战，27日被围8月之久的西安解围。刘镇华部向潼关等地溃退，国民军乘胜追击，12月2日占领潼关。
国民军联军长途跋涉，驰援陕西，以较少兵力击败刘镇华8万之众，解西安之围，战绩惊人。这主要是因为：1.五原誓师后，全军有了统一的坚强的领导；部队经过整顿，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恢复了纪律，加强了战斗力。2.甘肃基本平定后，国民军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从这个后方不仅派出了主力部队，还提供了军费和军需物资。3.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农民群众的协助。援陕部队入陕前后，魏野畴等曾拟定《解围运动草案》，并分发给关中地区中共党团组织，要求统一认识，积极支援入陕国民军的战斗，特别是在刘镇华军败退时，必须带领群众严加截击。由于党组织进行了动员和准备工作，各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积极帮助国民军筹募军粮和物资，并担任运输物资和护送伤兵的工作。当刘镇华军东逃时，临潼、渭南等地农民奋起截击，给逃敌以有力的打击。
西安解围对于国民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国形势也有较大影响。首先，西安解围扩大和巩固了国民军的根据地。陕西关中平原物产丰富，有了这块根据地，对于国民军整训部队，恢复力量，准备出师北伐是很有利的。其次，西安解围使西北形势改观，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国民军据有陕西，与甘肃和绥远的一部分连成一片，与南方北伐军遥相呼应。这个新形势对奉系军阀是个新的威胁。正如当时中共中央所指出的：“最令奉军恐怖的还是冯玉祥在西北之再起，随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这个新形势对阎锡山也是个直接威胁，使得他不得不对国民军进一步采取亲善的态度，而对奉系则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这个新形势对吴佩孚更是严重的威胁，使吴军内部矛盾激化，吴撤了主张和冯反奉的靳云鹗讨贼联军副总司令职，改派寇英杰继任，靳军与寇军打起来，豫南陷入一片混乱状态。靳部任应歧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靳云鹗、魏益三也在暗中投向国民革命军，吴军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由此可见，国民军联军在陕西的胜利有利于北伐军集中兵力东进，对北伐军取得江西、福建、浙江等战场的胜利起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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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西革命运动的高涨
西安解围后，当地共产党组织成立了党团联席会议作为全省的临时领导机关。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927年2月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统一领导陕甘党组织和革命工作。耿炳光任区委书记，魏野畴、李子洲等为委员。与此同时，1927年1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共产党人赵宝华、刘含初、杨明轩当选为委员。
在陕西国共两党组织的协助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在西安成立。它是陕西省的临时权力机构，由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共产党人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葛霁云、杨晓初、王尚德分别担任政治部副部长、政治保卫部部长、教育厅长、民政厅副厅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出版局长等重要职务。这个临时政权机构实际上成为陕西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政权。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政权组织领导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使陕西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革命运动的发展急需培训大批干部。西安解围后不久，中共陕西党组织就在西安举办了党员骨干训练班和军事政治队。1927年2月初，共产党员刘含初、李子洲等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名义领导筹办中山学院。3月10日中山学院正式成立，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王子休、徐梦周、呼延震东等共产党员先后分别担任教育、训练、总务三部领导职务。中山学院开始设军事训练、党务和农民运动三个班，以后又增设了妇女运动班和教育人员养成班，学生共700人。在创办中山学院的同时，又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名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邓希贤（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中山军事学院举办了两期，培养了军事政治干部1000余人。
宣传鼓动工作的开展，对于促进革命运动高涨起了重要作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创办了陕西《国民日报》，共产党员雷晋笙、刘天章先后担任社长，杨慰祖等担任总编辑。该报每日销售2000余份，是当时陕西地区销售量最大的革命报纸。陕西共产党组织在西安领导创办了“廿八”书报社和“十一”小书店，发行各种革命书刊。西安城内各军政机关、学校大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宁主义研究会、中山纪念堂、中山俱乐部等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西安解围后，在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陕西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早在1925年9月10日，西安各业工人举行集会，成立了西安总工会。在该会领导下，西安鞋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并于同年12月22日成立了鞋行工会。与此同时，在绥德等县也成立了铁匠工会等行业工会，开始了罢工斗争。西安解围后，1927年二三月间，西安各业工会陆续成立，同时陕西邮务工会、印刷工会、制造局工会、电话工会等也相继成立。4月5日，陕西全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5月初召开了陕西省总工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章程，选出了章含辉等13人为执行委员，组成了领导机构。在各行业工会和省总工会领导下，陕西工人阶级进行了改善待遇的斗争，积极地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
农民运动是陕西群众运动中发展最为突出的。1926年9至10月间，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陕西学员乔国桢等16人回到了陕西。他们在三原、渭南、华县、临潼、咸阳、周至、户县、兴平一带进行了秘密农运工作，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驱逐军阀刘镇华的斗争。西安解围后，各地农民运动由秘密走向公开，中共陕甘区委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组织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由共产党员黄平万等5人任委员，并在农运发达的地区设立农民办事处。1927年3月27日在西安成立了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至5月底，全省已有51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共约37万人。6月1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工农兵联合决议案》等26个决议案，选举了王授金等13人为执行委员，成立了省农民协会领导机构。
农民在组织起来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打击地主豪绅。如长安县第五区农民协会公审并枪毙了劣绅刘大汉，肤施（今延安）东乡农民将恶霸陈青山拉出游乡，华县农民公审了前任反动知事叶振本等等。农民开始认识到：“救苦救难的，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农民协会；不是真龙天子，而是我们自己。”在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中，农民自卫军迅速发展起来，到1927年6月，全省武装起来的农民在10万以上。各地农民自卫军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肃清土匪和维持地方治安的活动。
陕西的青年学生运动自1923年起就逐渐发展起来。1926年1月，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提出了“到民间去”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口号。西安解围后，陕西青年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1927年3月13日，共产主义青年团陕甘区委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团的工作计划。这时陕西全省有团员525人，到5月底发展到2400多人。陕西全省学生会在3月间有134处，到5月便增加到416处。5月22日，全省学生联合会在西安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参加政治运动决议案》等12个决议案，号召全省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平民教育和宣传工作。
与此同时，妇女、商民和儿童运动也逐渐兴起。关中和陕北一些县成立了妇女协会。西安、神木、商县、渭南等地成立了商民协会。1927年3月下旬，陕西省商民协会成立。6月中旬，西安儿童总团成立。
陕西各界群众较广泛地发动和组织起来后，在革命斗争中团结一致，互相支持，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讨蒋运动、追悼李大钊和“四·二八”烈士、以及声讨反动军官何经纬屠杀农协会员的罪行等斗争中掀起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与南方两湖的革命群众运动遥相呼应，壮大了全国革命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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