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近代中国的充满剧变和曲折的峥嵘岁月，把孙中山铸造成为20世纪的巨人。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他的未竟事业为后继者所承绪和发展。
在新的情势下，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实行民生主义，所以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他在国内游历考察，到处宣传“社会革命”。但是，没有独立、民主是不可能臻于富强的。孙中山的经济建设计划墨迹未干，袁世凯就迅速反扑过来。这个独夫民贼在1913年3月派人刺杀了国民党领导人中热衷于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并通过“善后大借款”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乞得了镇压革命党人的军费。宋案的枪声惊醒了一些革命党人，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遄返上海。他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举起“二次革命”的旗帜。但是，由于“同党人心之涣散”，这场仅在南方几个省份展开的斗争，迅速被镇压下去。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1914年7月在东京又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签订和帝制自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使他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从西南发端的护国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反袁浪潮汹涌高涨，“洪宪新朝”被迫撤销。孙中山在5月初从日本返沪，表示“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于1916年6月死去后，孙中山进一步要求恢复被毁弃的“约法”和国会。在他看来，这是共和国的象征。这种合理的要求竟为窃踞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祺瑞所拒绝，孙中山乃于1917年7月毅然率领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海军第一舰队和部分议员南下，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与北京反动政权相对立。然而，握有实力的西南军阀只是借孙中山的名声以自重，对军政府事事掣肘，甚至公然排斥孙中山。军政府难以有所作为，“命令不能出府门”。孙中山被迫于次年离粤赴沪，在辞职通电中作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结论。第一次护法运动就此失败。他在上海从事《建国方略》的著述，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并指示朱执信、廖仲恺等创办刊物，宣传革命思想。他还认真思考了中国近代化的课题，《实业计划》无疑是宏伟的经济建设蓝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扬弃过去的观念，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达到新高度，“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孙中山积极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在“艰难顿挫”中进行了新的探索和追求。他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8年初致列宁的贺电中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斗争”。他支持五四运动，认为以青年学生为发韧的这场斗争定会“收绝伦之巨果”。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纲领。次年，令陈炯明率领驻闽粤军回师驱除盘踞广东的“假护法以实行破法”的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前往广东，并于次年4月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在短期内统一了两广地区，积极筹划讨伐窃踞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先后设大本营于桂林和韶关。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的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国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晤谈数次，集中讨论了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武装问题。
披着革命党人外衣的新军阀陈炯明在1922年6月发动叛乱，公然炮击广州的总统府。返穗不久的孙中山避登军舰，率舰队给省城的叛军以反击。在坚持近两个月的艰苦战斗后，孙中山被迫经香港赴沪。这次“祸患生于肘腋”的事变后果是严重的，在孙中山“垂三十年”的革命过程中，“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盛于此役者”。正是在上海的十分困难的境况下，孙中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关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当前的民主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现存政党中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要求国民党改变“动摇不定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922年夏举行的西湖会议，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李大钊会后从杭州赴沪，同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以便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廖仲恺还同苏俄代表越飞进行了会谈，并在“联合宣言”中确定了两国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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