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巨人――孙中山: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

2017年4月11日14:10:32历史解密1,545阅读模式

文章简介: 近代中国的充满剧变和曲折的峥嵘岁月,把孙中山铸造成为20世纪的巨人。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他的未竟事业为后继者所承绪和发展。

世纪的巨人――孙中山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

近代中国的充满剧变和曲折的峥嵘岁月,把孙中山铸造成为20世纪的巨人。

作为光辉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孙中山为了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奋斗终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活动开拓了新阶段,提出了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组建了革命政党,发动了持续的武装斗争,领导人民推翻清帝国,创立了民主共和国,并为捍卫共和制度历尽艰辛。当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到来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与时俱进地把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诠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他的晚年政治生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毫无疑问,孙中山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普遍趋向,“世界大同”则是他的终极奋斗目标,因而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认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

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他的未竟事业为后继者所承绪和发展。

孙中山的故乡是濒临南海的广东省香山县。虽然岭南在明清之际以“富而通”著称,但他于1866年冬诞生于兹的翠亨却不富饶。仅有70余户的村庄的大部分农民生计艰难,他出世时的家境亦颇困苦。父亲曾在澳门充当鞋匠,后返乡租田耕作并兼任更夫。他从6岁起就参加一些劳动,“农家子”的生活使他“早知稼穑之艰难”。10岁方入村塾读书,但对机械地背诵而不求甚解的教学十分不满。周围的封建陋习令他反感,他厌恶赌博、蓄婢、纳妾和缠足等等愚昧卑劣的现象。

然而,故乡蕴涵着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传统却在孙中山的稚弱心灵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驻节县城,壮烈捐躯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就在磨刀洋面迎击过英国侵略军,民众的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更是广为流传。刚刚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显然给少年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热望洪秀全灭了清朝,并为这场波澜壮阔的史剧的悲惨结局而惋叹。深植于人民中间的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传统哺育了孙中山,使他这样深情地赞扬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

生活的困苦并没有压倒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他在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之余,沉浸在游水、捉鱼、放风筝、踢毽子、与小伙伴在山野间模拟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活动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益强烈地憧憬和企慕着外部新世界。他的哥哥孙眉在19世纪70年代加入了离乡背井到异域去谋生的行列,并渐次由佣工而成为拥有农场和商店的企业主。孙中山终得在12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此行拓展了他的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在檀岛的五年多时间里,他开始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夏威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给予孙中山以激励,“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孙中山于1883年返回祖国,但在故乡居留短暂,与好友陆皓东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动颇遭非议,改良乡政的尝试难以奏效。他不久被迫前往香港,先后就读于拔萃书室和域多利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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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中山赴港求学的这一年,爆发了为他亲身感受的一场侵华战争――中法战争。严峻的现实是: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不断用暴力推行殖民主义,致使古老的中国从封建末世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被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所桎梏。对外缺乏真正的独立,对内没有起码的民主,贫困而又落后――这就是严峻的现实。为了拯救和发展中国,先进人士和群众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社会政治、思想领域随着民族资本的萌发而出现了新的因素。维新志士们较为系统地引进了“西学”,广泛传播了社会变革观念。中法战争及其结果所导致的尖锐的内忧外患促进了人民的反抗和维新思潮的扩展。后来,孙中山曾经充分估计了这场战争对他的重大影响:“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1886年至1892年间,孙中山先后在广州、香港研习医学。他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政治学说。进化论和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史给他以深刻影响。他的社会活动愈益频繁,与维新人士何启、郑观应交往密切,同时,和与会党有着密切联系的同学郑士良相结纳。他还时常与陈少白等抨击时政,探索改革社会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勿敬朝廷”的口号,并由于言论激烈而被称为“四大寇”。在校期间,孙中山曾致书退居香山的官员郑藻如,提出仿效西方的主张,建议兴办农桑、禁绝鸦片和普及教育。

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并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社会活动,交结会党和各界志士,酝酿建立团体,日渐放弃“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1894年,孙中山北上投书李鸿章,以“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为纲,促使中国逐步近代化。

上书未果促发了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因素:“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在中日战争的炮声中,他前往檀香山并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1894年11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诞生。兴中会把斗争纲领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标志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首次出现了共和国方案,虽然还是初具雏形,却显示了划时代的意义。孙中山开始了历史性的超越,踏上了正规民主革命的道路:既摒弃了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又抛却了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和渐进手段。翌年,孙中山又在香港与杨衢云等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积极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先期事泄,致使计划流产。然而,“乙未广州之役”作为孙中山的“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诸史册。

陆皓东等在武装反清斗争中壮烈牺牲,孙中山偕同郑士良等逃亡日本。尽管行色匆匆,他还是在横滨建立兴中会分会。不久,断发改装,赴檀香山、美国和英国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政府驻英使馆馆员诱骗绑架。由于他在西医书院时的英籍老师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孙中山才免于被押解回国处死的厄运。他在被囚禁十二天脱险后曾用英文写了《伦敦被难记》一书,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国际影响。他留居伦敦期间还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仔细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和政治危机,使他“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之运动也。予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初步形成。

1897年秋,孙中山离英赴日。他的革命活动得到国际友人――特别是日本友人的同情和支持。他也援助了菲律宾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趋于高潮时,孙中山在10月发动了惠州起义。这是孙中山在兴中会阶段所策划的一次重要武装斗争,规模达到两万余人。起义虽然失败,但却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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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朝政府业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奴隶总管,它们共同压榨群众。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抵制美货、收回利权运动如火如荼;知识分子日益革命化;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在这种从低谷趋向高峰的形势下,孙中山迅速认清了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混淆革命与保皇的错误本质,并从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扫除保皇邪说”。孙中山在檀香山等地对保皇党徒们进行了口诛笔伐,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充分表现了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时,他确信“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组织成为当务之急。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政纲,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兴中会纲领的发展,是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主义革命与近代化纲领。民族主义的“反满”口号,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同时,救亡图存构成另一主题。民权主义的基本内涵,则是经由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并建立共和国。民生主义以土地与资本为核心,实质上是近代化的社会经济方案。同盟会的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各省和国外一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革命之中枢”的作用。尽管同盟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存在着缺陷,但无疑把民主革命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这就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在同盟会建立后的希望和信念。

同保皇派进行一场原则性的大论战,是同盟会成立后在政治上、思想上面临的首要任务。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积极投入战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火力向保皇派进击。这场论战围绕着革命与保皇的根本性课题展开,《民报》和《新民丛报》是双方的主要阵地。革命民主派有力地批驳了保皇党人的各种谬论,丰富和发展了三民主义,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论战以革命民主派的胜利告终,使得对手也不得不承认“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革命党人自身固然存在着理论上的弱点,但论战确实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政治的、思想的条件。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成为革命民主派的旗手。

策划、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黄兴等从事的主要革命实践活动。从1907年到1911年,他在两广和云南地区直接或间接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或是依靠会党、新军和防营,或是借助群众自发斗争。虽然这些起义因为缺乏群众基础和条件不够成熟而归于失败,但却在政治上给予清朝政府以不断的有力打击,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激励起群众的斗志。1911年在广州发动的“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导。至此,革命浪潮益发汹涌澎湃。不断扩大的保路运动,又把斗争推向高峰。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

1911年10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形势迅猛发展。朽败透顶的清朝政府土崩瓦解,丧钟终于敲响。这是革命党人长期流血牺牲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奋起斗争的收获。正在美国活动的孙中山获悉起义的消息后,于年底经欧洲返回祖国。他被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组织了临时政府。新政权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制定了具有民主精神的《临时约法》,颁发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打倒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政治、思想领域中造成一次民主主义的启蒙。自此以后,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一出短命的丑剧。

然而,失败的阴影就在革命凯歌进行中扩展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在中外反动势力支持下攫夺革命果实,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南北议和”重新巩固旧秩序。同盟会濒于涣散瓦解,具有相当政治能量的立宪派一致拥袁,群众斗争受到压抑,……形势急剧恶化和逆转,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便不得不在清帝溥仪宣告退位的第二天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荐袁以自代。正如孙中山晚年所总结的:“曾几何时,已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辛亥革命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没有真正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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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情势下,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实行民生主义,所以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他在国内游历考察,到处宣传“社会革命”。但是,没有独立、民主是不可能臻于富强的。孙中山的经济建设计划墨迹未干,袁世凯就迅速反扑过来。这个独夫民贼在1913年3月派人刺杀了国民党领导人中热衷于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并通过“善后大借款”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乞得了镇压革命党人的军费。宋案的枪声惊醒了一些革命党人,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遄返上海。他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举起“二次革命”的旗帜。但是,由于“同党人心之涣散”,这场仅在南方几个省份展开的斗争,迅速被镇压下去。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1914年7月在东京又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签订和帝制自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使他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从西南发端的护国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反袁浪潮汹涌高涨,“洪宪新朝”被迫撤销。孙中山在5月初从日本返沪,表示“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于1916年6月死去后,孙中山进一步要求恢复被毁弃的“约法”和国会。在他看来,这是共和国的象征。这种合理的要求竟为窃踞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祺瑞所拒绝,孙中山乃于1917年7月毅然率领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海军第一舰队和部分议员南下,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与北京反动政权相对立。然而,握有实力的西南军阀只是借孙中山的名声以自重,对军政府事事掣肘,甚至公然排斥孙中山。军政府难以有所作为,“命令不能出府门”。孙中山被迫于次年离粤赴沪,在辞职通电中作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结论。第一次护法运动就此失败。他在上海从事《建国方略》的著述,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并指示朱执信、廖仲恺等创办刊物,宣传革命思想。他还认真思考了中国近代化的课题,《实业计划》无疑是宏伟的经济建设蓝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扬弃过去的观念,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达到新高度,“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孙中山积极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在“艰难顿挫”中进行了新的探索和追求。他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8年初致列宁的贺电中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斗争”。他支持五四运动,认为以青年学生为发韧的这场斗争定会“收绝伦之巨果”。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纲领。次年,令陈炯明率领驻闽粤军回师驱除盘踞广东的“假护法以实行破法”的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前往广东,并于次年4月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在短期内统一了两广地区,积极筹划讨伐窃踞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先后设大本营于桂林和韶关。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的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国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晤谈数次,集中讨论了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武装问题。

披着革命党人外衣的新军阀陈炯明在1922年6月发动叛乱,公然炮击广州的总统府。返穗不久的孙中山避登军舰,率舰队给省城的叛军以反击。在坚持近两个月的艰苦战斗后,孙中山被迫经香港赴沪。这次“祸患生于肘腋”的事变后果是严重的,在孙中山“垂三十年”的革命过程中,“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盛于此役者”。正是在上海的十分困难的境况下,孙中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关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当前的民主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现存政党中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要求国民党改变“动摇不定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922年夏举行的西湖会议,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李大钊会后从杭州赴沪,同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以便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廖仲恺还同苏俄代表越飞进行了会谈,并在“联合宣言”中确定了两国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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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民党改组成为真正的革命政党,这是孙中山在当时面临的一桩首要任务。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研究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共产党人参与有关工作,讨论了改组计划和草拟宣言和党纲、党章。孙中山还邀请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便增加“新血液”。在陈炯明被讨贼军逐走,孙中山于1923年2月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改组工作的步伐更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订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原则,发出了积极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的第十三号“通告”,保证了改组工作健康顺利地进行。10月,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负责改组工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和有关机构也相继宣告成立,并于11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在讨伐盘踞东江地区的陈炯明和声讨直系军阀曹锟贿选丑行的同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日臻完成。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中有共产党人毛泽东等人,李大钊则被委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了“宣言”,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革命精神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22条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内的各项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为革命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共同纲领。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参与的中央委员会。国民党从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支持、帮助的结果,也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坚持进步、坚持革命的结果,又是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的结果。这次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有力地促进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

代表大会期间,传来列宁逝世的噩耗。孙中山建议大会发出唁电,并在讲话中称赞列宁为“革命中之圣人”。在2月下旬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又亲书“国友人师”的祭帐。

孙中山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他就指示创办黄埔军校。廖仲恺任党代表的职务,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等则承担了重要工作。军校在建立革命武装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并对巩固广东革命策源地作了重大贡献。孙中山对于蓬勃开展的工农群众运动采取了支持、赞助的态度,他期望工人阶级“作国民的先锋”,认为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作用。他确信没有广大农民的参加,“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农民“觉悟”、“联络”起来,“有了枪,练成了很好的农团军”,就成为“中国第一等的主人公”。

广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仇视。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颠覆广东政府,摧毁革命策源地。孙中山对国内外反动派的反噬采取了坚决的态度,蔑视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的恫吓。还在1923年底,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就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的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而将二十艘军舰集中黄埔。孙中山谴责了帝国主义这种侵略行径,终于在人民支持下取得胜利。当英帝国主义在1924年10月悍然指使反革命武装――商团在广州叛乱时,他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革命军人的支持下予以坚决镇压,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巩固了革命根据地。这种斗争也反映在国民党内部:右派猖獗地反对革命的三大政策,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内应;孙中山同他们进行了斗争,坚持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确定的革命原则。只是对右派的斗争未能进行到底,没有彻底清除隐患。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直奉战争中突然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把持的北京政权崩溃,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讨论国事”。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迅速召开国民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决定北上:“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他在《北上宣言》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这年11月,孙中山经上海取道日本赴北京。他在途中多次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北京政权的媚外行径,抵制已控制了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炮制的“善后会议”,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

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1925年3月12日不幸逝世。在他的遗嘱中,孙中山把自己毕生革命斗争的主要经验概括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念念不忘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殷切期望早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他的家事遗嘱,则反映了孙中山作为革命者“尽瘁国事不治家产”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格。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和进步人类广泛深切的哀悼,各地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行成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思想运动。

孙中山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他站在时代的潮头,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可歌可泣,流芳后世;他的一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开拓前进,不断进取。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中的很多优秀部分,今天仍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历史进程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当以孙中山的这一名言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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