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因而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1）在内外危机的刺激下，开始从虚矫自大的心态中走出来，以此为开端，中国思想界开始发生巨变，诸种学说，纷然杂陈，各式思潮，彼此激荡。可以说，近代中国许多进步思想观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因而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一、忧患意识的复苏
开拓视野、战胜无知，不断向社会发出危机信号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自先秦以来的二千余年间，进步的知识分子（儒生士人）就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并为此而奋斗不息。孔子曰：“天下无道则庶人议”。因而每当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来临之际，进步的士人就悲天悯人，发出危机警告。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各个时代的“社会良心”。这使士人产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成为士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推动社会改革的一种动力。但这种“报忧不报喜”的忧患意识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忌讳、反感，他们不断地加强对社会意识的高度垄断统治，而对那些居安思危，洞烛机先的士人予以严厉的压制和摧残，包括肉体的消灭，到清朝更达到高峰。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对士人采取了高压和笼络的手段，压制其灵性，束缚其智慧，麻醉其思想。在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士人们动辄得咎，整日畏首畏尾，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问题。为了明哲保身，只好脱离实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的忧患意识泯灭了，大多数人变得昏愦、愚昧、迂腐、贪鄙，沉溺于科举八股的黄粱美梦之中，即使少数有才华的士人也只能远离尘世，埋头于故纸堆中。新的思想被窒息，人才被摧残，知识分子失去了优秀的传统――使命感和责任感。歌功颂德，固步自封，不求上进的自大意识取代了忧患意识，再也无人呼唤危机。
知识界的畸形发展适应了清朝统治者的需要，但却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应付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19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外矛盾十分尖锐。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一批知识分子从繁琐的考据词章和故纸堆中钻出来，他们惊觉于农民起义的火光和鸦片流毒及外国侵略。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和社会危机，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学显得毫无用处。一种新的风气兴起，经世致用之学逐渐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姚莹、陶澍等为首的一批进步的士大夫官吏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登上历史的前台，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们产生了新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开始大声疾呼危机，并从内政到外交，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指出所存在的弊端。
龚自珍是较早的觉醒者，他无情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鞭鞑了清朝统治的腐朽，对社会危机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生动的描述。他指出：清朝“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尤其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2）”他进一步指出：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清王朝无论在政治或经济、军事或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已无法维持统治，但又拒绝变法改革，尤如一个患满腐败疥癣的垂死之人，没法子治疗，也不愿治疗，而把四肢缚在独木之上，束手待毙。在封建专制的网罗下，人们唯有醉生梦死才能自保。大小官吏庸碌无能，贪婪卑劣，只知车马服饰、升官发财，置国家民族安危不顾；士人也只知读时文，习八股，趋福避祸，寡廉鲜耻，人才被摧毁，用人论资格。龚自珍认为这种弊端产生的根源不在于汉学的兴衰而在皇权过尊。由于君主“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事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3）”从而造成吏治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龚自珍对危机的描述和对统治者的抨击，在当时是大胆已极，惊世骇俗，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大多数士人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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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面对封建衰世也猛然惊醒，他痛心疾首地批评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指斥那些“窭陋之臣”的封建官僚和“腐儒鄙夫”的士人，“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粉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鸠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4）”魏源也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封建君主，他称“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瘘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蛊。（5）”他还进一步指出：“天子者，众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6）”虽然魏源把君主的过错归结为受官吏的影响，不及龚自珍那样直接、深刻，但对君主指责的本身就是对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观念的挑战。
魏源的忧患危机意识也非常强烈，他感到清朝所面临的危机十分严重，远远超过了明代。他指出：清中叶以来，“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无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7）”总而言之，清代所面临的危机比明代更险竣，明代未能走出这些危机而灭亡，因此清朝如不能探寻良策，解决危机，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除龚、魏以外，其他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士人也都感到危机的来临，他们面对危机忧心如焚，宁愿冒着冲撞封建权贵，遭受迫害的风险，也要大声疾呼。他们“以经术作政治，慷慨论天下事，”希望能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唤起更多的人从梦中惊醒。
正当他们为内患担忧的时候，中国又面临空前未有的外患，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展开了侵略。内外危机相互影响，相互刺激，使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瓦解，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鸦片战争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焦点从内忧转到外患上。
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部分卓有见识的士人已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如包世臣较早地洞察到英国对华的侵略企图，指出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外部危机，其患之烈，不会在明朝倭祸之下。他呼吁应及早采取防御措施，虽然“目前无事，正可苟安，一官如传舍？”可是，一旦英国对中国进行侵略，“轻犯祸始，是则非世臣所敢知也。”“十数年后，虽求目前之苟安，而不可能，必以忧患贻君父。（8）”龚自珍也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十余年就洞察到英国殖民者的侵华野心和阴谋，指出英人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侵略掠夺中国，一旦要求不能满足就可能发动军事侵略，因此国人应早做准备。同时他也注意到沙俄对我国北方领土的蚕食，及时加以揭露。并提出了移民西北，巩固塞防的建议（9）。魏源也看到西方国家经商的背后往往伴之以武力掠夺，他揭露道：“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削其精华。（10）”“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不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藩属，或夺踞为分国。（11）”因此，对英国及其西方国家要保持高度警惕。
随着鸦片烟毒泛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官绅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他们纷纷建议严禁鸦片，并把鸦片之害与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民族的存亡联系在一起。黄爵滋指出：鸦片不仅使白银大量外流，造成清政府的财政金融危机，而且也对中国人身心造成严重危害，他称烟毒“蔓延中国，横披海内，槁入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12）”包世臣指出：英人“三十年来，造作鸦片，以害中华，每岁取中华银不下四五千万。（13）”陶澍则痛斥“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14）”魏源也称“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15）”林则徐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进步士人对鸦片祸害的看法和对危机的分析，他写道：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16）”对鸦片流毒的担忧，不仅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而且也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反响，并触动了清朝统治者麻木的神经，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危机的来临，从而下决心严禁鸦片。
发现危机，发出警告，要求应变，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契机。鸦片战争时期的内外危机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危险，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机会。对于虚矫自大，固步自封的顽固派来讲，危机就是陷井、死亡；而对于具有清醒的忧患意识，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来讲，则是走上新路的转机，是通往希望的大门。19世纪中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复苏，使他们能够发现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内外危机，从而把天朝上国的神话，康乾盛世的美梦打破了。在他们的倡导下，禁烟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这是中国对挑战和危机所作出的第一个积极的反应，中国呈现一线否极泰来的转机。可是，封建制度已是腐朽不堪，完全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和自我调节功能，统治阶级变得无可救药的腐败，因此，鸦片战争爆发后，卓有见识的林则徐等人反因抗英获罪，而妥协投降的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却受到重用。战争的失败已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不以战败为耻，反以签订卖国条约为荣，他们宣称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是“抚远”、“羁糜”政策的胜利，该条约签订后可以“永杜后患”，使英人不再“有所借口挟制”，因而是“万年和约”（17），天朝上国又可以平安无事，于是统治者在一阵惊骇之后，又继续酣睡如梦。正如《软尘私约》所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喜，大有雨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1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和对危机的恩考，他们已感到鸦片战争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大变局。他们痛斥投降派官僚的卖国，反对签订和约。如董宗远痛心疾首地奏称：投降派“视居官如传舍，但求目前苟安，绝不为国家久远计。不知以现在夷情度之，即苟安亦未必能也。”《南京条约》签订，“则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边境自此多事矣。（19）”广东士人也在《公檄》中痛陈危机：“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有更甚于南宋奸佞之所为者。”“直是开门揖盗，启户迎狼，”使侵略者“逼近榻前，益增心患，窃恐非常事变，诚有不可言语尽者。若他国群起效尤，将何以策应，是则英夷不平，诚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20）”
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旦复苏，就表现得那样强烈深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外国侵略，进行改革、维新以及革命的伟大精神动力。正如魏源所写：“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实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21）”正是忧患意识使进步的中国人产生危机感，产生进取精神，从而不断追求、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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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很早就形成了民族认同心理和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成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古代的民族意识是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以夏变夷”等观念为核心，具有狭隘性、封建性，往往为统治阶级或少数个人野心家所利用，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如鸦片战争前，中国官绅为狭隘的民族意识所束缚，对来华的外国人统称为“非我族类无文化的野蛮人”，或“夷”、“狄”等等，认为“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要加以隔离防范”。因此，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顽固守旧，盲目自大，就是媚外祟洋，妥协投降。只有少数进步士人和官吏继承了传统民族意识中爱国、反侵略的优秀遗产，并在反侵略的斗争过程中更新了观念，给传统民族意识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华民族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
由忧患意识的复苏而导引的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上。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首的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大量走私贩卖鸦片，使黑色毒流横溢中国。在林则徐等人的呼吁、倡导下，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林则徐到广州后，即表示了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22）”林则徐和广大民众要求禁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他们还初步认识到保护利权问题，认为“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23）”从而开始提出保护和挽回利权这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在禁烟过程中，林则徐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法律尊严这一原则。他多次向外国人申明，凡侵犯中国根本利益，违反中国法律的外国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强调“法当从严”、“法在必行”、“我朝法律十分严密，决不许将该项鸦片带入港口”、“凡经营买卖鸦片之不法商人，一经发现，必受惩罚。（24）”林则徐要求外国来华者遵守中国法律，并书写不夹带鸦片的具结，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禁烟已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具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性质。
民族意识觉醒还表现在努力寻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道上。鸦片战争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官绅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英斗争，表现出抵抗外侮的绝大勇气。但战争却以中国失败而结束，这使他们震惊、悲愤，也使他们逐渐清醒、冷静，开始反思。鸦片战争前，许多进步人士都感到危机的来临，对时局表示担忧，但如何使中国摆脱危机，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往，中国士人在文化专制和闭关自守政策的禁锢之下，只知“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25）”对中国之外的世界茫然无知，“中国书生，狃于不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卒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26）”因此一般人只能以古代汉族统治者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种种方法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结果不能奏效。面对严酷的现实，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比较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和总结教训。他们通过比较分析，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使他们突破了闭关锁国的狭隘眼界，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大势，并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改良政治、改革经济、改变学风的思想。此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爱国斗争，始终是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社会进步潮流联系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旋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一大特色。
民族意识的觉醒还表现为近代爱国主义的产生。爱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中华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古代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光辉耀眼夺目，进入近代后，爱国主义更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近代爱国主义与古代爱国主义相比，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古代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内部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压迫，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以及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专制的斗争，往往通过中华民族内部各族、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展开。近代爱国主义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伴随着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和中华民族的日益觉醒，具体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升华，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毛泽东，近代爱国主义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反抗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主题，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近代爱国主义具有突出的民族性。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因而近代爱国主义表现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同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华各族人民都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中，汉、满、蒙、回、藏等各族军民都参加了抗英斗争，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爱国者，汉族中如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葛云飞、谢朝思等人；满族中如海龄及在镇江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千余八旗官兵；蒙族中如两江总督裕谦等人；藏族中如川军将领阿本穰、哈克里及数百名金川藏兵等人。他们的英勇斗争表明反抗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成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神圣事业。
（二）近代爱国主义具有广泛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列强的蹂躏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紧迫、最严峻的课题，因而爱国主义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旗帜。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不分大小，爱国不分阶级，从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进步人士都为救亡图存而奋斗，爱国成为他们的共同点，近代爱国主义具有最大的广泛性。
（三）近代爱国主义具有人民性。人民是爱国运动的主体，离开了人民，任何爱国救国方案都不能达到目的。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可贵的一点就是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斗争中显示出的伟大力量，他们都主张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抵抗和打击外国侵略者。林则徐认为民心可用，允许人民团练防御，可持刀杀贼。姚莹也主张依靠人民力量来抗英御侮，她称：“广东夷不入城，良由官民同心之力也。如此可用之民，前人不惟不用，且更摧抑之以悦夷，海内同声愤恨久矣。（27）”魏源驳斥投降派污蔑人民为汉奸的说法：“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那么“何以广东之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28）。他高度称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称“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为我兵陆战不如夷乎。（29）”因而主张招募壮勇以抗英，他指出：“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选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壮勇之兵。（30）”这种重视人民力量的爱国主义思想同仇视人民，害怕人民，摧毁人民爱国力量的投降派的无耻言行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特点。
（四）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古代爱国主义往往同忠君相联系，君主利益高于一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已成为最高利益。随着清朝统治者不断地误国、卖国，随着民权观念的传播和深入人心，近代爱国主义逐渐与忠君相分离，到辛亥革命时期，则已与推翻君主专制统治紧密相联系。这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近代爱国主义，从林则徐开始就出现了转机。诚然，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的知识分子既爱国，也忠君，如林则徐所写：“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不忘。”“雷霆雨露总君恩”等等。但是，他们在忠君的同时把禁烟、抗英放在第一位，赴汤蹈火，“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当遭到诽谤、罢官、流放时，仍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坚持反侵略立场，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忘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林则徐所写的名句：“苟得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反映了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精神。以此为契机，近代爱国主义开始超越忠君的狭隘境界。
近代爱国主义的产生，成为中华民族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又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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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意识的萌发
19世纪是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世纪，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一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一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1）”古老的中国封建制度经过数千年的风雨兴衰，已走到它的尽头。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远征下，它面临要么灭亡，要么改变自己的抉择。由于中国统治阶级愚昧颟预、固步自封，缺乏应变能力，中国出现严重的内外危机。进步知识分子在危机的刺激下，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由此导引了改革开放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进步知识分子已预感到一场大的变动即将来临，他们认识到，如果再象过去那样泥古守日，空谈经书，是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因而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由于清初以来，清王朝实行高度的专制统治，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都变得麻木、保守，墨守成规成为当时国人思想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提倡改革，首先要打破思想上的障碍。鸦片战争时期，改革意识萌发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阐述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近代中国一系列改革奠下了最初的基石。
首先，进步知识分子针对顽固守旧派反对变革的陈腐观念，阐述了发展变化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的思想，指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于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于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于今日之物。（32）”“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用，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33）。古圣先王皆能顺乎时势变化进行改革，变则进步，变则发展。“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世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34）”魏源疾呼改革，他称：“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35）”“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变古愈尽，便民愈甚。（36）”龚自珍运用《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观来阐述改革的必要性，并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及，事便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37）”他们还发挥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阐明了变法改革不是离经叛道，恰恰相反，“探世变者，圣人之至也。（38）”变法改革不仅适应时势需要，也符合先王古圣的本意。这样，他们为自己的变法改革主张披上了古圣先王的外袍，而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阐述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如调整君臣关系、变科考、重臣威、整吏治；抑制土地兼并、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币制，实行重商主义；整顿军备，加强海防和塞防；改变空疏烦琐、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等等。由于中国积弊积患太多，故改革不能同时进行，需要分轻重缓急。在魏源等人看来，首先需要解决的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思想危机，二是人才危机。他们认为如果国人长睡不醒，昏昏噩噩，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进行；而要进行改革，就要有一批关心国计民生，有真才实学的改革人才。故他们把去“人心之寐患”和去“人才之虚患”放在优先地位。怎样去人心之寐患？关键是“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去人才之虚患的方法是“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这样，“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39），其他弊端也就迎刃而解。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但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是什么，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改革措施或方案，都不能跳出传统思想的模式，“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成为他们改革思想的真实写照。但是随着开放意识的产生，他们的改革意识也随之升华。
鸦片战争前的百多年间，在文化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下，国人的思想完全处于封闭状态，昧于了解世界大势，变得固步自封。鸦片战争使中国再也不能拒“洋”于千里之外了，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而进步的中国人开始冷静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此萌发了开放意识。这时的开放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同外国广泛发展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林则徐一方面主张严禁鸦片、反对外国侵略；另一方面也反对封关禁海，断绝与外国正常的经济交往。他称“窃以为……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如果“将现未犯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40）”林则徐在一份晓谕外商的布告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对不带鸦片之诚实商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以及广东巡抚必将代表皇帝陛下，怀抱深情厚谊，切实保护，并不分黑白人种，同一对待。（41）”魏源、姚莹等人也打破了“天朝无所不有”的陈腐观念，主张积极发展外贸，凡是对国计民生有益的物资：如米、麦等粮食，洋船、洋炮、火器等军用品，铁、铅、硝、布等工业品，都可以大量进口；同时应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也大量输往世界各国。他们认为通过发展外贸，不仅增加政府的税收，解决财政问题，而且鼓励国人赴各国贸易，将洋银运回中国，从而使中国富强。毫无疑问，这种开放思想是顺世界之潮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确思想。
二是开眼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大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时期，参加禁烟和抗英战争是具有爱国热情的国人都能做到。然而要有新思想，新见识，能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主动开门迎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却不是一般国人所能胜任，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他们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闭关自守的落后，因而主张在巩固国防和平等贸易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他们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夷书始；欲造边才，必先自留心边事之督抚始。（42）”认识西方、研究西方成为当时觉醒者的一种共识。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不拘一格，从社会各阶层选拔了解“夷情”和有翻译能力的人才，予以不同程度的任用；他还敢于打破禁区，亲自向外国人了解情况，这在闭关自守的国度是大胆之至的举动。林则徐从斗争需要出发来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制、鸦片生产、军事状况、时事政治等，并编译了《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书。通过了解西方，他感到中国的不足，进而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特别是军事技术。他曾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了葡萄牙和英国的大炮200多门，又辗转买到英国制造的装备有34门大炮的战船，组织有关人员对外国先进的大炮和战船进行观察和研究，收集和翻译了有关西法铸炮、打炮和制造战舰的图式资料。另外林则徐还多次向道光皇帝提议创办新式国防工业和建立一支新式海军，可惜这些主张未被清廷采纳。
以林则徐为嚆矢，一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撕开封建专制主义的闭关帷幕。到1861年为止，他们先后写了22部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著作，其中以林则徐编《四洲志》、魏源著《海国图志》、姚莹著《康輶纪行》、徐继畲著《瀛寰志略》等书影响较大。在了解、研究西方的过程中，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不仅在军事方面优于中国，即所谓的“船坚炮利”，而且在自然科学和工业机械及技术方面也优于中国。他们称：“欧罗巴入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技，实逾前古。（43）”“白夷泛海，习天文算法者甚众，似童而习之者，盖为泛海观星，以推所至之地道里方向远近，必习之此乃敢泛海舶纵所之也。（44）”“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其机动以火烟，代以人力；以羊毛与棉花纺成洋布、大呢、羽毛，皆自然敏速。”“有火轮、航船可驶海，不待风水，又造辘路，用火车来往，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器，有如骤雨。（45）”相比之下，“吾儒读书自负，向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学，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訾然愧乎！（46）”因此，他们感到中国不仅要师夷之长技（坚船利炮），而且还要引进西方的民用工业机器和技术，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以于此造之。（47）”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民间工商业，凡“沿海商民，有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48）”
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为首的一批进步士大夫主张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他们目的明确，就是要通过学习西方来抵抗外国侵略，使中国富强。这不仅需要有敏锐的眼光和魄力面对现实，承认中国的落后，还需要有勇气放弃封建统治阶级虚矫自大，顽固保守的作风，打破中国人对外国的传统偏见和自视为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陈腐观念。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开创一代新风，从而启迪了一批又一批爱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极大地丰富了近代爱国主义，使爱国救亡运动不断地发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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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因而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四、历史的局限及意义
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冲破了封建专制的黑暗牢笼，救亡――改革――开放，成为他们觉醒的三部曲。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外国的侵略，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使命感；要救亡，就只有对外反对侵略，对内进行改革，由此引导了改革意识的复苏；而要改革，不能再走传统的老路，闭关自守，故又萌发了开放意识。他们将紧闭中国的帷幕撕开一道裂缝，开始睁眼观察世界，初步认识到中国与列强的差距，主张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而揭开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新一页。
不过，在肯定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知识分子觉醒的同时，也应看到他们的历史局限。
首先，这一时期开始觉醒的进步知识分子人数太少，寥若晨星，未形成社会群体力量，其思想也未发展为社会思潮，影响面在当时极其有限。同时，由于他们的觉醒是受外部刺激的反应，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个体意识，因此，他们的觉醒只是个人的觉醒，而不反映阶级或阶层的思想。
其次，这一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觉醒都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局限，觉醒程度极为有限。如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都是传统知识分子出身，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传统的文化知识，尤其是儒家学说占主要部分，因而他们只能以传统的文化知识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尽管他们比那些对世界大势茫然不解，对国际社会一无所知的顽固保守派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他们并未走出国门，也不懂外语，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要通过若干媒介，而且其心态也并未完全开放，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和自大性，所以，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总的来看是肤浅的，难免有片面性和偏见。例如，林则徐对英国军队的力量就缺乏正确的认识，他称“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轻动。……且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49）。因此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还奏称：“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视中华。（50）”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所预计那样。又例如魏源所撰《海国图志》，其中不少道听途说的消息和传说，如“以素丹为西印度，哈里发为阿富汗，木乃奚为介碱海及里海之间，地形俱不合。又富浪、天方所在，仅具于图，不著于篇，失罗子、兀林、乞里湾，并图亦不具，阅者茫然”（51）。另外，魏源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充满仰慕之情，不仅认为美国“武”、“智”、“公”、“周”，而且还称美国“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乎。（52）”显然，他对美国资产阶级的对外侵略本性毫无认识。魏源对瑞士的议会制度也极力赞美，称为“西土桃花源”，这既表明他的思想具有进步倾向，也反映出他的局限性。
此外林则徐、魏源等人受阶级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旧的烙印。如他们虽然爱国，但是也十分忠君；尽管不满封建社会的腐败和落后，却依然认为封建制度是至善至美的，封建的伦理纲常是不可动摇的。因此，他们希望在维护封建制度和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吸取西方的科技知识，初步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其改革开放意识包含着相当多的封建因素在内。
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知识分子还不可能超越封建思想的篱蕃，他们恩想的局限和不足远不只以上这些，本文限于篇幅，仅略举一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指出他们的局限和缺点，不是要贬低他们，或对他们过分苛求，而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正确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们的觉醒既具有“近代”色彩，也有不少旧的痕迹，明显地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色。
鸦片战争时期，开始觉醒的进步知识分子虽然还很少，并受到历史的局限，还没有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他们却是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代表了历史前进的趋势。伟大的思想一经产生，就会对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鸦片战争结束后20年，这些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如滚滚的春雷在云层中轰响，并引起知识界的共鸣，从而为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准备了思想方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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