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意思是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确实，揭开个人崇拜的盖子，有助于解放思想，调整政策，吸取经验，改进工作。正如当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所说的：“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特别强调了两条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斯大林一生的后期，陷入个人崇拜，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要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直到今天，这种积极的一面对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应当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当时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而且是严重的，无论对苏共，对苏联，或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都是如此。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明确指出，对斯大林的功过应当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他说：“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说：“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原则性评价，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苏联国内，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消极影响更为巨大。为贯彻大会的精神，苏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同时放松了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且对二十大以前已经露头的所谓“解冻”思潮采取了实际上的支持态度。应当承认，首先在文艺领域出现的这种“解冻”思潮，对于繁荣文艺创作和活跃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改革文化体制和政策的正当要求。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一时间各种良莠不齐的作品纷纷出现，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和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
苏共二十大在国内外引起的消极影响和苏共内部出现的不同意见，是赫鲁晓夫所意料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不得不采取“收”的方针，压低了批判斯大林的调子，甚至开始颂扬斯大林，企图缓和各方面的矛盾。在一些公开的言论中，赫鲁晓夫强调不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他即使不是“臭名昭著的诽谤家”，也是“滚到修正主义泥潭中去的人”。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但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消极影响已经无法挽回。
为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也为了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需要，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基本的调子仍然是把问题归结为个人品质，所不同的是在这次会上所有的批判言论都公开发表在报刊上。大会还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会后，全苏各地到处都出现了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纪念像的情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次泛滥。
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带来的严重后果主要在于：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否定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整个历史，放弃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特别是放弃了斯大林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从此“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与此同时，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和一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青年人，在苏共二十大精神和赫鲁晓夫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正是这批人，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推行苏联演变和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力量。只要读一下米·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代表作《一杯苦酒》中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那种高度赞扬和充满“念念不忘”的“感激之情”的回忆，就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和学术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出现了某些显著的变化，更多的人开始肯定斯大林对苏联历史所作的贡献。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俄罗斯联邦总理、前总统普京。他与其前任不同，在很多场合肯定和称赞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例如他在200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弗·普京2002年1月在出访波兰前答记者问。俄罗斯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更为引人注目。曾经受过斯大林迫害的原“持不同政见者”、哲学教授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在其《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卫国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依我看是因为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的领导。正因为有了上述因素，人的素质方能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因素。斯大林的领导对于国家和共产主义理想来讲是值得信赖的。”另一位原“持不同政见者”，1941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判五年劳役的著名作家弗·卡尔波夫在其《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也说：“斯大林不是天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并非斯大林创建了恐怖制度，那是诽谤”。最近在俄国出版的一部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著作《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指出，据2006年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一份民意测验结果，有47%的俄国人对斯大林作出了正面评价。作出负面评价的人仅占29%，其余24%的人表示难以回答。他们认为斯大林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上述对斯大林评价的变化趋势是与俄罗斯正在努力争取恢复强国地位的背景有关的，同时也是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推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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