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历史教训》，李慎明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
尽管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已出现了上述消极因素的萌芽，但这不是当时的主流。苏共的蜕变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其主要标志是苏共二十大。俄罗斯学者理·科索拉波夫指出：“苏共经历了一个逐渐蜕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开始的。”“赫鲁晓夫把党的所有力量都引导到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上，而且这种揭露在许多方面是不客观的，甚至是对党和国家自十月革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诽谤，这不仅破坏和瓦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使所有的反苏分子幸灾乐祸，因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打击的是全党，触及了列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从此以后，斯大林主义这个字眼就成了反对派和反革命攻击苏联社会主义的武器。”
苏共二十大上最主要的问题是揭露和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向代表们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是没有列入大会正式议程的。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共中央对是否在会上作这样一个报告意见不一。有一些领导人表示反对；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另一些领导人则认为必须这样做。赫鲁晓夫甚至提出，如果中央不同意，他将以个人的名义来作这个报告。可见，他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已蓄谋已久。最后党中央达成了妥协：不在正式会议上，而是在非正式的会议上作这个报告。与会的各外国党的代表（波兰党的领导人贝鲁特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拉科西除外）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内部会议。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以夸大、煽动，甚至捕风捉影的手法，对斯大林在执政时期所犯的各种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揭发和尖锐的批判。其中谈到了“大清洗”运动中的大规模镇压，还谈到了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麻痹轻敌和指挥失当，以及迫迁十几个少数民族，还揭发了斯大林在经济建设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种种错误。报告特别谴责了斯大林的违反法制和个人专断以及过分地颂扬自己。这个报告一公开，很快地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对他作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没有正确指出他在苏共、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地位，对斯大林的错误也没有进行历史的公正的分析。有人说，报告的任务主要是揭露和批判。这样的说法只能说是对赫鲁晓夫的一种开脱。因为报告揭露和批判的是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而且是在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同时对斯大林作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至少是非常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其后果是严重的。
报告中所谈的不少情况是不符合实际或是夸大其词的。例如报告含沙射影地暗示1934年基洛夫遇刺事件是斯大林幕后策划的，后来经过正式调查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又如1942年哈尔科夫战役的失败，也不是像报告中所说的是斯大林的指挥失当所致；最近还有一些著作比较公正客观地谈到，卫国战争中迫迁某些少数民族在当时是确实有必要的。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没有抓住要害，没有把斯大林的错误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党内生活不健全等因素联系起来，也没有分析个人崇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经济基础和认识根源，只是把错误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品质。
此外，发表这个报告的做法也有问题。报告主要反映的是赫鲁晓夫个人的意图。它没有经过党内充分酝酿，也没有经过党的领导人集体讨论。它对全体与会代表来说都是一种突然袭击。至今俄罗斯仍然有人对报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它是不是代表了当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意见提出质疑。
秘密报告发表以后，帝国主义国家表现得兴高采烈，把它看做一颗政治原子弹，趁机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美国统治集团把苏共大反斯大林看做“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美国国际宣传署署长斯特雷伯特1956年6月11日的广播谈话。的行动，声称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共产党的危机》，1956年6月23日《纽约时报》社论。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各种媒体发起了强大的反苏反共宣传，把斯大林描绘成“杀人狂”，把社会主义苏联说成是一个“巨大的集中营”，甚至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画上了等号。这种宣传虽然显得很拙劣，但对一些不了解历史和实际情况的普通群众无疑是有影响的。
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它对国外的兄弟党来说，是一种突然袭击，使兄弟党的工作陷于很大的被动。这也是苏共大党主义思想的一种反映。一些兄弟党，主要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事先做好工作的情况下，一下子把盖子揭开，党内外的各种矛盾便在短时间内一齐暴露出来。震惊世界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毋庸置疑，揭开盖子在客观上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由此而造成的消极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首先表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特别是导致了中苏两党的论战。其次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西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的党员纷纷提出退党，仅意大利共产党内就有20万人要求退党。这就大大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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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意思是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确实，揭开个人崇拜的盖子，有助于解放思想，调整政策，吸取经验，改进工作。正如当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所说的：“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特别强调了两条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斯大林一生的后期，陷入个人崇拜，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要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直到今天，这种积极的一面对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应当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当时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而且是严重的，无论对苏共，对苏联，或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都是如此。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明确指出，对斯大林的功过应当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他说：“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说：“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原则性评价，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苏联国内，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消极影响更为巨大。为贯彻大会的精神，苏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同时放松了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且对二十大以前已经露头的所谓“解冻”思潮采取了实际上的支持态度。应当承认，首先在文艺领域出现的这种“解冻”思潮，对于繁荣文艺创作和活跃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改革文化体制和政策的正当要求。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一时间各种良莠不齐的作品纷纷出现，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和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
苏共二十大在国内外引起的消极影响和苏共内部出现的不同意见，是赫鲁晓夫所意料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不得不采取“收”的方针，压低了批判斯大林的调子，甚至开始颂扬斯大林，企图缓和各方面的矛盾。在一些公开的言论中，赫鲁晓夫强调不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他即使不是“臭名昭著的诽谤家”，也是“滚到修正主义泥潭中去的人”。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但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消极影响已经无法挽回。
为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也为了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需要，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基本的调子仍然是把问题归结为个人品质，所不同的是在这次会上所有的批判言论都公开发表在报刊上。大会还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会后，全苏各地到处都出现了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纪念像的情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次泛滥。
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带来的严重后果主要在于：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否定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整个历史，放弃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特别是放弃了斯大林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从此“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与此同时，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和一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青年人，在苏共二十大精神和赫鲁晓夫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正是这批人，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推行苏联演变和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力量。只要读一下米·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代表作《一杯苦酒》中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那种高度赞扬和充满“念念不忘”的“感激之情”的回忆，就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和学术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出现了某些显著的变化，更多的人开始肯定斯大林对苏联历史所作的贡献。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俄罗斯联邦总理、前总统普京。他与其前任不同，在很多场合肯定和称赞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例如他在200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弗·普京2002年1月在出访波兰前答记者问。俄罗斯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更为引人注目。曾经受过斯大林迫害的原“持不同政见者”、哲学教授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在其《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卫国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依我看是因为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的领导。正因为有了上述因素，人的素质方能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因素。斯大林的领导对于国家和共产主义理想来讲是值得信赖的。”另一位原“持不同政见者”，1941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判五年劳役的著名作家弗·卡尔波夫在其《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也说：“斯大林不是天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并非斯大林创建了恐怖制度，那是诽谤”。最近在俄国出版的一部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著作《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指出，据2006年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一份民意测验结果，有47%的俄国人对斯大林作出了正面评价。作出负面评价的人仅占29%，其余24%的人表示难以回答。他们认为斯大林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上述对斯大林评价的变化趋势是与俄罗斯正在努力争取恢复强国地位的背景有关的，同时也是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推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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