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帝逊位（1912年2月12日），到“二次革命”发动（1913年7月12日），只有短短一年零五个月。但这一年多里，国内政局动荡剧烈，真可谓瞬息万变。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受革命史观影响，研究者多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评价“二次革命”的积极意义，抨击袁世凯政府倒行逆施。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包括一些颇具知名度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内，对“革命”似乎很不感冒，他们把后来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归咎于“二次革命”。
显然，上述两种偏向或多或少都有悖于实事求是精神，难以令人信服。
“二次革命”多此一举？
“二次革命”既已发生，那就有其必然性。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去讨论它该不该发生，而是要尽可能地弄清楚革命发生前那一段历史的真相，尤其是“宋案”的真相，从而回答“革命为什么会在很短时间内再次发生”这个疑问。对于革命本身以及革命失败之后的一些关键史实，也需要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评判“二次革命”，才有足够说服力，也才有意义。
而到目前为止，学界恰恰在以上各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是过去五六年来，我研究“宋案”及民初政治史其他问题，所获得的感想之一。
我是从2010年初着手研究民初政治史的，直接原因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觉得有必要做一做相关课题，深层原因则是自己一直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几年来陆续发表了若干篇论文，都是聚焦本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及政治人物活动的，如“北京兵变”的真实内情、有贺长雄（袁的日籍顾问）与民初制宪活动、袁所聘高等间谍青柳笃恒的行止、民初三种袁世凯传记出台内幕等。同时系统考证了卷入“宋案”的几个关键人物，如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等各自在该案中扮演的角色，并对“陈其美主谋杀宋说”予以辨正。还有一篇还原“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论文，不久也会发表，其中有些核心事实是以往学界不清楚的。
也许在完成了1912年到1915年间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之后，回头再讨论“二次革命”的前因后果，我们才会有中肯的认识，才有资格对之进行评判。
被遗忘的袁世凯密档
历史问题研究的推进，离不开新史料的发掘利用。我有兴趣重新审视民初政治史，也是因为自己有机会利用目前尚未公开的一些稀见史料。具体来说，就是当年袁世凯的心腹、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别号叔度，兼任袁政府国务院参议）保留下来的一批珍贵档案。
该档案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流落日本，大概以1912年前后及1915至1916年时期为主，内容多涉及南北议和及复辟帝制；另一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当时清华历史系的吴晗等购藏的（有可能从曾彝进本人或曾家后人手里买到），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历史系并入北大历史学系，这批资料就一并带了过来，它主要是1913年到1915年间的档案。
流落到日本的那部分档案，前些年经整理，大多已收入2013年河南大学出版的《袁世凯全集》，另外又有影印本单独发行。而留在北大历史学系的部分，因为没有目录，无法利用，一直不曾对外开放。后者内容大体涵盖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与“刺宋案”有关，主要为1913年3月20日“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方面如何应对，而不是袁如何策划“刺宋”的材料。第二是“二次革命”前后，袁世凯一方如何对付国民党，包括制宪活动，收买日本间谍监视在日国民党人活动等等。第三则是反映“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这批档案总量不是很大，但涉及民初政坛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就知道有这些档案，当时未予以特别关注。直到2010年着手研究民初政治史时，才决定重新翻阅利用。
说到曾彝进这个人，虽然不如同时期袁政府其他主要官僚那么为人熟知，但他的地位其实很特殊。他是四川华阳人，清末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师从有贺长雄，归国后任职于清廷工部、邮传部、大理院及资政院，民初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因精通日语，袁世凯与日本方面打交道，通常都要经过他，比如袁与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及日本驻华公使联系，他就是联络人。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他参与过多次机密活动，因此所保留的档案里，有不少罕见的材料。
曾彝进写过《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一文，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的《近代稗海》第三辑。内容仿佛野史奇谈，又无其他史料佐证，让人真假难辨，故一直没有受到学界足够重视。但与北大历史学系所藏上述档案作一比对，我们就会发现，曾氏《内幕》一文提及的许多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可信度相当高，很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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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夔丞绝妙“供述”
说到近几年我所做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宋案”研究了。我以为，破解“宋案”谜团必须遵循一些原则，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严格从可靠证据出发，否则任凭你分析得天花乱坠，也都是无用功。
“宋案”证据中，最核心的，便是案发之初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那批函电文件。由于种种原因，百余年来还无人可以全部准确解读这批证据。更有一件暗藏了诸多玄机，迄今无人窥破其中秘密，这就是应夔丞被捕前一天向国务院寄出的一份油印品，题为“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
一直以来，“宋案”研究者只是把这件证据看成应夔丞为了干扰警方破案而耍的把戏。但仔细分析该“宣告文”，再结合其他可靠材料，可以发现，实际上它隐藏着某些令人很振奋也很震惊的秘密。比如，“宣告文”提到的判决宋教仁死刑的特别法庭“陪审员薛圣渡”的名字，其实是由应夔丞妻姓“薛”和应夔丞祖父名“圣渡”组合而成的；而“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的名字，则是由应夔丞母姓“叶”与应夔丞早年所用名“义衡”组合而成的。应夔丞以“代理主席、副法官”自称，说明在他之上还有“正主席、正法官”，也就是应夔丞刺宋的幕后指使人。
而应夔丞以“京江第一法庭”名义寄出“宣告文”，暴露了刺宋幕后指使人来自北京，“京江”之“京”，就是指北京，“江”则指江苏，亦即应夔丞本人，他当时正担任“江苏驻沪巡查长”。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宋教仁是被北京方面的人与应夔丞合谋刺杀的。再结合其他证据，我们可以确定，北京方面的幕后指使人，正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这件油印品还让我们知道，应夔丞是一个胆子极大而又自以为聪明的人，他本想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来达到掩饰刺宋罪行之目的。不料“宣告文”适成为其与洪述祖合谋杀宋的绝妙“供述”，只可惜当时法庭及后来研究者均未能揭示个中奥秘。
应夔丞在清末曾支持过革命，辛亥上海光复时，还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担任过谍报科长。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从宋教仁被刺之日起，就有传言说陈其美是应夔丞刺宋的幕后主使人，近些年更有人再度大肆予以鼓吹。而包括“宣告文”在内的诸多证据表明，“陈其美主谋刺宋”的罪名，实乃由袁世凯一方、应夔丞及其党徒，以及亲政府的《国报》等共同罗织、构陷而成的。而后又经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于《辛丙秘苑》（内容为忆述1911辛亥年至1915丙辰年间的所见所闻）中杜撰情节，混淆视听，竟为一些不明内情、不辨真伪者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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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案”不等于“刺宋案”
袁世凯一方构陷陈其美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刺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对政府的攻击；应夔丞及其党徒陷害陈其美的目的，是为了讨好政府，并寻找机会脱罪；袁克文杜撰情节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其父并非杀宋幕后主使。由于各方动机不纯，各种所谓陈其美杀宋的“证据”，极尽猜测、虚构之能事，完全与事实不符。
以上看法，我在关于应夔丞和陈其美的专题论文中已有详细论证。至于有人说孙中山是刺宋幕后主使，不过是一些不了解该段历史的人的无稽之谈而已。
再进一步说，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只要我们将各种证据认真研究一番，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宋案”其实是由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构陷“孙黄宋”、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一系列环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刺宋只是最后一步。
可以肯定，唆使应夔丞刺宋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非黄兴、陈其美，更非孙中山。那么，接下来需要搞清楚的，就是洪述祖谋划刺宋背后，是否有袁世凯、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二人或其中一人主使？对此，百余年来的看法几乎没有真正变化，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没能将“刺宋”真正置于“宋案”全局当中来分析。多数人只关注“谁是刺宋主谋”，而忽略了对刺宋之前各环节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证，结果便是视野受到了局限，“刺宋案”研究也走进了死胡同。
而我们会发现，袁世凯虽然主导了收抚共进会及解散“欢迎国会团”两事，并且主使洪、应以阴谋手段陷害“孙黄宋”，但与洪述祖诱使应夔丞杀宋，以及应夔丞要求以低价购买公债两事却没有关系。赵秉钧在收抚共进会及解散“欢迎国会团”二事中只是边缘人物，而后意外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但很快又中途退出，对于洪、应谋划杀宋，他更是全然不知。
相反，洪述祖不但是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及构陷“孙黄宋”的主要谋划者，而且在构陷阴谋未果后，又假托中央“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应夔丞将宋教仁杀害。可以说，洪述祖是“刺宋案”唯一主谋。应夔丞则为获私利，在所有环节都与洪述祖密切配合，或出谋划策，或付诸实施，但又在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一事上食言，从而导致洪述祖转而实施“燬宋”计划。
在厘清上述案情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后来“宋案”中赵秉钧的形象，是由袁世凯、国民党、当时舆论以及不同时期研究者多方扭曲、误解而成的。宋案谜团之所以一直无法解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赵秉钧在该案中的本来面目未能得到合理还原。
袁世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本来与“刺宋案”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为了防止“宋案”其他案情在法庭公开，从而给自己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更大冲击，他不仅故纵洪述祖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起来，而且极力阻止赵秉钧出庭自证清白，这样一来就使他有口难辩，再也无法撇清与“刺宋案”的关系了。可以说，他是咎由自取。
这些看法，我在论证“宋案”中之袁世凯、赵秉钧及洪述祖的系列专题论文中，都有严格考证。至于其他尚未充分展开的议题，打算留到正在写作的“宋案”书稿中进一步讨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后，当时的报纸披露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案情调查进展的反应。激进革命党人眼中的这位“幕后主谋”向属下抱怨说：
“至应、洪二人之关系如何，则余不深知。余独记应夔丞未就捕时，洪述祖曾为之请功，余殊讶之，岂知应、洪与宋案俱有关系……方今内忧外患，日岌岌未已，偏偏又闹出这样怪事，此主谋人真是可杀，可杀。”
去年以来，我陆续发表了几篇论文，考定袁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乃“刺宋案”唯一主谋。问题是，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洪述祖，为何甘愿冒此天大风险，去犯下一件令临时大总统头疼不已的血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又所为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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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述祖“前史”
研究“宋案”一定要研究洪述祖，而且要从他的早年经历入手。他的早年经历其实相当丰富，他自己还有别的地方都留下了一些史料，但了解这一点的人却不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原名不叫洪述祖，叫洪熙，民国以后的人，包括今天的研究者在内，对此不太清楚，即使看到晚清时期有关“洪熙”的材料，人们也不会将他和洪述祖联系起来。
据现有材料来看，大概在1895年后，“洪熙”这个名字渐渐用得少了，经过戊戌变法，已基本看不到（原因下面再说）。故“刺宋案”发生后，各界纷纷追索洪述祖的过去，却没有任何一张报纸提到过“洪熙”二字，说明时人已将他前后期的历史割裂了。
关于洪熙也就是洪述祖的出生年份，网上以及一些书籍、文章当中有各种说法，基本上都是错的。他准确的生年应是1859年，与袁世凯同岁。他曾以“洪熙”之名落款，为其于1893年去世的母亲写过一篇很长的行略（大概作于1893到1894年之间），详细讲述了他的家庭情况，包括他早期的读书和谋生经历。这份重要资料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学术界尚未有人注意和利用过。
据这份行略所述，洪熙的父亲名洪金贡，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初六日，在老家常州抵抗太平军的巷战中战死。城破之际，洪家一门16口全部投水自尽，只有他和母亲侥幸获救。那时洪熙只是9个月大的婴儿，因此他出生于1859年，确凿无疑。
洪述祖的儿子洪深，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现代剧作家，这很多人都知道，但谁又能想到，洪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洪熙的高祖是清乾嘉年间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年）。尽管洪熙幼年失怙，他母亲和叔父却从未放松地督促他读书，并时常以洪亮吉幼年苦读的故事教育他。所以，洪熙十一岁时，便已将“四书五经”读毕。青少年时期的洪熙所走的路，与同时代一般读书人差不多，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20岁那年中了秀才。可惜接下来时运不佳，至少5次参加举人考试，皆名落孙山。期间，为了谋生，洪熙四处游幕，先后在江西学政陈宝琛、江西巡抚潘霨、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以及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等多位重要官员手下做过幕宾。
洪熙在刘铭传幕府的经历最为独特，本来是座上宾，后沦为阶下囚。原因是刘派他去英国接收台湾所订两艘商船，事后发现他借机挪用公款。同时，台湾省机器局委托他在英国代购设备材料，他又从中吃回扣。刘铭传向朝廷上奏揭发了其不轨行为，结果他不但被革去候补知县之职，且关进台中淡水监狱。这一关就是五年，直到1893年，也就是他母亲去世那年才出狱。这段经历在上述行略里提及，当年的《申报》亦有所报道，刘铭传上报此事的奏折也找到了。洪熙一案，最后是在继任台湾巡抚邵友濂（1891~1894年在任）手上了结的，他获得释放，递回原籍常州管束。
以上是甲午（1894年）以前洪熙的主要人生轨迹，不可谓不曲折，但他更重要的际遇，还在后头呢。
袁、洪之渊源
1894年，出狱后的洪熙跑到天津投奔他的常州同乡、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适值中日之间因朝鲜问题摩擦不断升级，战事一触即发，盛宣怀负责协助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他于这年夏、秋两次派洪熙到朝鲜（第一次去汉城，第二次去平壤）帮忙办理电报事务，以保证战时线路畅通。第一次到汉城时，洪熙见到了清廷派驻朝鲜的代表袁世凯。
说来也巧，那会儿袁世凯恰好生病，盛宣怀写信跟袁说，洪熙懂医术，可以让他给看看，洪袁二人就这样结识了。不久，洪熙参加平壤之役，负了枪伤，随清军撤回国内，在奉天（今沈阳）又一次见到袁世凯，袁从朝鲜撤回后，正负责在此办理军需。袁对洪的才能很是佩服，曾写信请盛宣怀对其多多关照。有关洪熙在甲战争午期间的经历，当时及后来都有很多负面传闻，比如说平壤陷落是因为他竖白旗投降，卫汝贵、叶志超不战而败，狂奔数百里退过鸭绿江，也是他出的主意，等等。甚至有人以此为素材，写成小说传播，这让洪熙名声大坏。但事实上，这些传闻并无可靠根据，我曾在《史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予以辨正。不管怎样，种种不利传闻对洪熙造成了困扰，故甲午之后，他渐渐不用“洪熙”这个名字，而改用“洪述祖”了。
洪述祖从奉天回到江苏，靠行医谋生。此时维新思潮逐渐兴起，他到了上海，与维新派人物如梁启超、汪康年、陈季同、郑孝胥、陈炽等均有交往。他与陈季同（清末外交官，曾为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僚）等创办大中公司，准备招股兴建苏沪铁路，因受李鸿章、盛宣怀阻挠而未果。他反对缠足，主张戒鸦片烟，改革练兵制度，还曾与陈衍（亦为刘铭传治台时幕宾）等创办《求是报》。他跟郑孝胥交往最密，郑的日记里多有记载，郑对洪的评价是：“诚小有才之邪人。”庚子事变时期，洪述祖又成了苏松太道余联沅的幕僚，余是“东南互保”的重要人物，洪作为幕僚也参与了谈判。余旋调任浙江巡抚，洪继续跟随，协助余处理过去累积下来的法国天主教、耶稣教教案，这在余联沅给朝廷的奏折里提到过。
余联沅于1901年去世，洪述祖一时失去了信任重用他的“恩主”。此后一段时间，他的踪迹尚待考证。1903年到1905年之间，洪先后在湖北汉口清道局、警察局任职，参与了汉口警察的创办，并一度担任汉口警察第二分局局长（这与日后卷入“宋案”的袁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在直隶致力兴办新式警务的经历有点类似）。此后他又回到上海，协助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筹划建筑安徽全省铁路，任安徽铁路公司驻沪坐办。这层关系，源于他早年由刘铭传派到英国接收轮船时，李经方刚好在英国做清廷外交官，二人就在那时候结识。1907年，清廷任命李经方为驻英国公使，野史记载说，李曾将洪列入随员名单，但军机大臣瞿鸿禨认为洪之前名声恶劣，影响不好，故李最后将洪从名单中去除了。
1907年底，洪述祖以试用道身份到了直隶，先后在洋务局、印花税局办事，后又担任井陉矿务局总办一年多。该矿为中德合资，洪述祖曾与德方签订借款合同，结果被直隶总督陈夔龙奏参，称他擅自与外人签约，将其革职。故1910年底前后，洪述祖不得不闲居天津，他有自己的房子和四个小妾，过着奢华生活，可见确实从官场上弄了一些钱。当时赵秉钧也在天津，他是1909年从清廷民政部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位置上退职的，洪、赵两人从此便有了交往。
袁世凯自1908年遭罢免后，即回老家河南彰德（今安阳）“隐居”，但袁洪二人仍然保持着联系。袁将洪视为至交，曾请其和严修（近代教育家，南开学校主要创办人）一起，帮忙照顾正在天津读书的袁年幼的儿子。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袁世凯重新出山，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洪述祖又为袁世凯应对清廷和南方革命党出谋划策，二人关系更加紧密。
这就是卷入“刺宋案”的洪述祖之“前史”。理清了他与袁世凯早年微妙的私人关系，对理解洪述祖在“宋案”中决意为袁出头，竭力“燬宋”的举动，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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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与“狗”
初看之下，洪述祖主谋刺宋，主要是为了讨好袁世凯，消除对袁威胁最大的政敌。但洪一开始并没有必须杀宋的强烈动机，直接指挥行凶的应夔丞情况也一样。细究之下，洪、应最终决意杀宋，是因为应骗了洪，致使洪无法拿到损毁“孙黄宋”等人名声的黑材料，难以向袁交代，洪这才转而唆使应杀宋。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实由于洪述祖与国民党特别是宋教仁在政治主张上的严重分歧。国民党方面一直认为，像洪、应这类“爪牙”没有自己的政见，故没有杀宋动机，只有真正与宋在政治理念和实际利益上发生冲突的袁，才急于杀宋。今天看来，国民党这一判断很成问题。
洪述祖对宋教仁主张的“政党内阁”是强烈反对的，认为国民党不过在搞“党争”，为的是排除其他党派异己，实现一党独大，那不叫共和，叫“共争”。这一点，在“刺宋案”后洪述祖发表的通电中讲得很清楚。洪依附于袁，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得势，意味着袁世凯失势，也就意味着洪述祖等人会跟着倒霉，袁、洪是利益共同体，威胁到袁也就威胁到洪。这才是他下决心“燬宋”的最重要动机。
从更高层面上看，“宋案”实际上是辛亥鼎革以来，官僚党与革命党对抗的延续，其根源在于南北合一后的民国，前清旧官僚与立宪派势力仍很强大，他们不会坐视宋教仁及国民党的政见实施。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宋教仁，其他采取同样主张的人也会受害，此乃各派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刺宋案”前后，国民党一派还有不止一个人被杀，只不过他们远不如宋教仁名声大、地位高，故舆论关注不多而已。
为什么同样受到了宋教仁及国民党政治上的冲击和威胁，洪述祖决意杀宋，而袁世凯却大呼“此主谋人真是可杀，可杀”呢？原因很多，最关键在于，袁世凯的地位与洪述祖不同，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政治手段也不一样。袁世凯有很多招数、资源，他要对付政敌，不必直接杀人，而洪述祖和应夔丞就不同了，只有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从肉体上消灭对手。
民国初年涉及袁世凯的若干重大争议事件，大多可以从这个角度重新解读。比如1912年2月底的“北京兵变”，历来都看作是袁幕后指使，以便回绝南方革命党让他赴南京就职的要求。但别忘了，袁世凯已经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了，他必然要通盘考虑南北统一的问题，这是他的使命，而不能像原来当直隶总督或北洋大臣那样，只考虑北方那点地盘上的事。史实表明，袁本人并不抗拒南下，如果没有最基本的全局观，作为临时大总统他就是不合格的。
而袁身边的人，比如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不会像乃父那么想了。袁克定不在其位，无须考虑南北统一问题，他更关心的是，如果老爸南下，我的利益会不会受损？曹锟等人也担心，南北政权合一后，北方系统的军队及官员，不迟早面临合并裁减吗？那样的话，自己的权力必将受损。因此，袁克定和曹锟等才会联合起来发动兵变，阻止袁世凯南下。袁身边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他们的身份地位、利益所系是相符合的。“宋案”中袁、洪之间心态和手法的差别，也可作如是观。
我在课堂上讨论到这一节时，曾给学生打过一个不大好听的比方：袁、洪二人都讨厌宋教仁及国民党，而袁是主人，洪相当于袁的一条“狗”，袁对“客人”宋和国民党的做法不满，双方闹矛盾，“狗”是很忠诚的，一看主人不高兴，扑上去就咬“客人”。但袁作为“主人”，却不会如此待“客”，因为他有很多更阴柔的解决方式，而“狗”毕竟不是人，想法过于简单。宋教仁被洪述祖和应夔丞合谋刺杀，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形。
我计划以上述研究为纲，为洪述祖写一本书，因为百年以来，不光普通公众，连近代史学界也未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他这个人，了解他的历史。当年的报纸追溯洪的过去时，多为道听途说，不免以讹传讹，甚至于一味谩骂，那都不是可信的史料。真实的历史往往如此，紧要时刻有些看起来并不很起眼的人物，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进程，这种人也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从“二十一条”交涉内幕说起
前文提到，当过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的曾彝进，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主要记述1915年上半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方签订“二十一条”前后，他所了解的政治、外交内幕，很多细节为一般史料所未载。
据曾彝进透露，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之后，袁立即派总统府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日，走访元老派松方正义，探听消息。后又派政事堂参议金邦平去日本活动，再次走访松方，进行幕后交易。袁世凯设想利用日本元老派与大隈重信内阁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在外交谈判中讨价还价。
但因为曾彝进的特殊身份，文中不免有为袁辩护乃至吹捧之处，所述种种又像野史奇谈，且只是“孤证”，学术界多不愿采信。而我经过与北大收藏的曾彝进留存档案作比对后发现，曾氏《内幕》一文所言，可信度相当高，让我们对“二十一条”交涉的真实情形，有必要重新审视。
关于这个问题，我即将发表论文加以详细探讨，若干主要观点，与以往针对“二十一条”交涉的研究不同。简而言之，我认为“二十一条”交涉并非只有一般所讲的外交部这一“明管道”，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暗管道”，即总统府管道，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尚未详细论证过。另外，我相信“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稍后筹划复辟帝制，也没有直接关系。这篇论文还没正式发表，但有看过的人觉得“有美化袁世凯的嫌疑”，我想这不能算是学术评价。我全靠史料说话，证据都在那儿摆着，如果不能正视，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虽然我对北京兵变、“宋案”、“二十一条”交涉等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并有一些与前人和当今学界不同的看法，但还不能说现在就可以重新评价袁世凯这个人。袁在前清时期有大量活动，涉及很多焦点事件，民国初年也有一系列重大活动，要对他进行总体评价，必须全面深入研究他的一生。即使仅仅是评价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我承认还很困难，至少复辟帝制那一段，我还没有深入考察呢。
具体到我们这次讨论的“宋案”研究，我会在一系列已完成的论文基础上，写一本书，至今已完成了约9成的工作量。未完成的部分恰恰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宋案”留下的教训？对袁世凯及国民党双方，“宋案”到底产生了哪些真实而深远的影响？
我相信最后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像传统革命史观那样一边倒地痛斥袁世凯，也不会简单否定或肯定“二次革命”。我期望读者读了这本书，对民国初年的政治史及相关人物，会有不同于以往的理解和认识。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治中国近代史及近代教育文化史，著有《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等，近年来主要从事民初政治史研究。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访谈记录整理，经作者本人审订。感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胡永恒先生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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