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周佛海汉奸案于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本处讯问。出席公务员如下：检察官：陈绳祖，点周佛海入室。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周佛海汉奸案笔录 （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１日）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度侦字第七八二号 周佛海汉奸案于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本处讯问。 出席公务员如下： 检察官：陈绳祖 书记官：蒋福成 点周佛海入室。 问：姓名、年龄、籍贯。 答：周佛海，五十岁，湖南沅陵县人，住南京西流湾八号。 问：你在未参加伪组织以前，在中央担任何职？ 答：曾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执行委员。 问：你原来与汪精卫有何关系？ 答：他是副总裁，我是中央执行委员，开会常见面，没有什么交情。以后因担任宣传部副部长见面机会更多，就谈起时局问题，他觉得仗不能再打下去，我那时观察国际情势对于中国除道德的同情、精神的援助外，没有实际的援助。同时那时中国本身的力量同日本比较，赶不上他，所以对汪的和平主张也很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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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汪精卫主张和平运动的动机在何时？ 答：民国二十七年大约十月中旬，我在汉口沦陷三天前，我飞到成都，在成都耽搁了三、四天，就回到重庆。到了重庆就看了梅思平，他从香港到重庆，大约已有三四天了。他告诉我，他同高宗武到上海，和日本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订了一个协定，其内容：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日本所要求于中国的有三点：一、善邻友好，其意思就是要中国承认满州国。二、共同防共。三、经济提携，并且和平之后两年之内撤兵完毕。梅思平并且告诉我已经和汪先生谈了好几次了，汪答应离开重庆去主和。我因刚经汉口才回来，觉得很奇怪，就去看汪先生，汪果然把条约给我看。以后梅思平、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与我本人在汪公馆谈了好几次。“第一次陈公博在成都，没有参加。 当时我心里想，那时广州、汉口相继沦陷，长沙发生大火，情势非常危险，有这样的条件似乎也可以和了，所以我也很赞成。 我在开会时曾说：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他们两人不能代表日本，梅思平、高宗武也不能代表中国。假使日本人有和平诚意，我们要求日本把这条约在日本开内阁会议时通过。我又说日本内阁常常变动的，新的内阁可以推翻旧的内阁的政策，所以这个条约在内阁会议通过还嫌不够，我更主张还要在日本天皇御前会议通过。再，我主张由他们内阁总理发表宣言公诸世界。当时我想这三点一定不易做到。后来梅思平又到上海去了，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梅思平又从上海回到重庆了，他说我提出上面的三点，日本人全答应了。不久看报：日本人开内阁会议讨论对华政策。不久又报载日本开御前会议。当时内阁总理近卫要发表宣言。这时汪先生不能不离开重庆，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不能不离开重庆了。 问：梅思平、高宗武到上海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订立条约，是什么人叫他们到上海来的？ 答：是他们自己本人的意思，不是汪的意思。 问：最先主张与日本人讲和，是什么人的意思？ 答：上海刚刚打仗，梅思平同陶希圣住在我家，就是南京西流湾八号，高宗武也常常来。那个时候，高宗武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同汪先生很亲密，所以高、陶常常到汪先生那边去，回到我家来就谈起汪先生不主张一直打下去。我们当时也觉得中国准备尚未完成，现在能够了的还是了的好，这是和平最初的动机。南京失陷后，我就到了汉口，当时觉得对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很不充分，所以主张高宗武到香港去收集情报，报告委员长，每月发给经费七千元。以后高宗武他自动的跑到东京去了一趟，委员长晓的了，大发脾气，把他的经费停止。梅思平那时也在汉口，他因私事由汉口回上海而到温州老家，这都是我所知道的。至于梅思平何以到香港，何以与高宗武到上海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订约，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一直到十月中旬，我由汉口回重庆，见了梅思平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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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后来你知道他们如何到上海订约的？ 答：以后梅思平告诉我：高宗武的日本朋友是同盟通讯社的通讯员松本政〔重〕治到香港，因为松本政〔重〕治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很有关系，松本表示近卫预备同中国讲和。当时松本本来是找高宗武谈话的，因高宗武病了，所以高宗武叫梅思平去同松本谈。以后据梅思平本人对我说：到上海去，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去谈话，高宗武并不积极主张，还有不愿意去的样子，后来因梅思平积极主张，所以一同去了。 问：汪精卫何时离开重庆的？ 答：是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大约是十七号。 问：你何时离开重庆的？ 答：我是十二月六号离开重庆，因为是担任宣传部长，到各处视察。但是到了昆明之后，汪叫陈春圃到昆明告诉我，汪就要来了，叫我在昆明等他。后来同汪在昆明，一同乘飞机到河内。我们到了河内第三天，陈公博也到了。 问：到河内以后，怎样情形？ 答：到了河内第三天（大约是十二月二十一、二号），看见报上载了近卫的声明，汪为了响应近卫声明，就亲自起草艳电。我们在河内也没有什么事，玩了几天。等到二十七、八日，汪把艳电稿子交与陈公博，我和陶希圣跟了陈公博到香港。我从十二月二十八号抵香港，一直到二十八年四月十二号毫无活动。在这期间，高宗武奉汪命到了东京一次，由东京再到河内去报告。 问：汪叫高到东京去的目的何在？ 答：大约是为接洽和平运动如何进行的办法。 问：陈公博拿了艳电，到香港给何人发的？ 答：给林柏生发表的。 问：艳电的内容如何？ 答：就是响应近卫声明的三点：一、善邻友好。二、共同防共。三、经济提携。 问：汪精卫何时才离开河内的？ 答：好像是二十八年四月底到上海(此处有误，汪精卫于１９３９年５月初离开河内，到达上海。)，离开河内的日期我不知道。 问：是什么人接他到上海的？ 答：是影佐祯昭同犬养健雇了一只专船到河内，接他到上海的。 问：汪到上海后的情形又怎样？ 答：那时就是四月底，我由香港同梅思平已到上海，汪在上海大约耽搁了一礼拜，他主张到东京去，我与梅、高、陈璧君商量好久，汪积极主张去，于是在五月五号就乘飞机到东京去了。我、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庠、陈耀祖、陈昌祖以随员资格同行，日本方面同去的是影佐祯昭、犬养舰须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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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汪到东京的活动情形如何？ 答：那个时候近卫内阁已经改组，平沼组织内阁，汪带了周隆庠当翻译，去访问平沼和陆军大臣板垣、外务大臣有田，海军大臣米内等，所谈的是组府问题。当时他们谈的结果，决定由汪出来组织政府，不过政府如何组织并未决定。我当时提出一个意见：假使我们要组织政府，一定要坚持四点：一、实行三民主义。二、国民党自由活动。三、仍用国民政府名义。四、仍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日本方面当时未同意。汪在东京耽搁两个礼拜，就搭机到北平去了，我们不久乘船回到上海。 问：汪到北平去，情形如何？ 答：大概是看看王克敏、吴佩孚，以及同日本华北驻军首脑联络。 问：汪到北平后，何时又回到上海？ 答：大约不到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问：他回到上海后的活动情形如何？ 答：一方面同日本影佐、犬养舰须贺商量组织政府问题，我们提出的四点，以后他们也答应了，就是要在国旗杆上加一黄带，上面写“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一方面就筹备开国民党六全大会，由梅思平任筹备主任。在这期间，在同日本人影佐、须贺商谈中日关系基本条约草案，中国方面参加的为梅思平、林柏生、陶希圣、周隆庠及我本人。 问：商谈的中日关系基本条约内容如何？ 答：还是根据一、善邻友好，二、共同防共，三、经济提携三个大纲。 问：于预备成立伪府时，对于伪维新政府、伪临时政府如何处置？ 答：汪先派岑德广先到南京同梁鸿志联络，同时派赵尊岳到北平同王克敏联络，以后再把梁鸿志、王克敏以及维新、临时两伪府的主脑召集到青岛会谈，决定取消维新、临时两伪府，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问：青岛会议汪派的什么人去的？ 答：除汪本身外，有梅思平、赵尊岳、岑德广、褚民谊、杨毓洵及我本人。 问：伪国民政府何时成立的？ 答：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号在南京成立。 问：成立时你担任什么？ 答：成立时我担任财政部长。 周佛海 右笔录受讯人览毕，认为无异，签名于上。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官蒋福成 检察官陈绳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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