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听说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伪满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来到了宫内府候见室。他让门口的传达人员毛永惠马上告知溥仪，立即找正在给谭玉龄治疗的日本医生，去候见室与他会见。
溥仪哪敢不遵命？于是，那个日本医生中断了治疗，去候见室里与吉冈谈了许久。谈话内容，当然无人知晓。
之后，那个日本医生又回到了内廷，走进谭玉龄的居室，继续为她治疗，但他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种紧张的神态了。他在不紧不慢地、无声无息地给谭玉龄治疗着。
过了一会儿，谭玉龄由于尿液排不出去，感到异常难受。于是，那个日本医生提出要给谭玉龄导尿，大概是因为这样做要接触谭玉龄的身体尤其是下部，作为一个“皇后”，“皇上”怎么能够同意如此的做法呢？
溥仪考虑后，表示坚决不同意。在这之后，谭玉龄的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就渐渐听不到她说话的一点儿声音了。
又过了许久，溥仪可能是因为谭玉龄已经濒临死亡，再也无法抢救过来，便回到他自己住的楼上休息去了。临走之际，他叫我们几个学生和那个针灸大夫林永泉一同到谭玉龄的床前为她做临终前的祈祷。
只见当时谭玉龄合着双眼，仰卧在床上，身上盖着丝绸夹被，面部还露在外边。我们面朝着她，紧张而又严肃地站在那里，向她虔诚地合掌默诵佛经——虽然我也并不怎么懂得“佛经”，只是跟随众人一起哼念着……
秋风瑟瑟。后半夜，我们正默默地站在她的床前，只见谭玉龄突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鼻孔内流出了两条鼻涕，那张周正的脸稍稍歪向了一侧。随后，她就变得再也无声无息。
谭玉龄就这样默默地与世长辞了。
噩耗马上禀报给了溥仪。我们也随之忙乱了起来，在溥仪的“旨意”下，我们几个学生默默地退了出来，由平常伺候他的几个妈妈给她更换“寿衣”——这是早就提前准备好了的。然后又将她的遗体从缉熙楼的居室内，抬到西花园植秀轩的堂屋里停放。
接着，溥仪将我们几个学生叫到他的寝室内，向他禀报谭贵人逝世的经过。我们含着眼泪，向他详述了前后的情况之后，溥仪让我们在植秀轩院中轮流守候着谭玉龄的遗体。
第二天早晨，溥仪特意派人为谭贵人买来了崭新的满族服装，让妈妈们给她换上，然后，将她慢慢地安放在准备好的灵柩中。溥仪对我们讲，为了超度她的亡灵，又请来了一些僧侣为其诵经、超度。
过了一会儿，溥仪打点停当之后，又将我和溥耊叫到他的身边，郑重其事地说：
“你们俩赶快去换衣服，穿上一身重孝，给谭贵人守灵……”
我们俩听后，刚要走，溥仪又叫住我俩，叮嘱说：
“你们俩这是当作谭贵人的孝子，要诚心地守在灵前，而且要按时祭拜。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我一定按皇上的旨意去办。”
“您就放心吧……”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回答着溥仪。
回去换上一身白色的孝服后，我们俩就按照溥仪的要求，一齐跪在了谭贵人的灵前，确实形同“孤哀子”一般。
在溥仪的统一吩咐下，宫内的各色人等也都纷纷来灵前做了祭拜。祭奠仪式，从头到尾都搞得挺隆重，惊动了整个“新京”。
就这样，谭贵人的灵柩在植秀轩照规矩，一直前后停放了整整七天七夜。
“停七”之后，溥仪又让我和溥耊二人披重孝，扶灵柩，跟随着抬“大杠”的队伍——多少杠，我可不记得了，但在当时是异常隆重的，一直将其护送到了长春“般若寺”的最后一层院的北房正中央。
据我所知，全部丧事办完后，溥仪还特地派了专人在长春般若寺中为“谭贵人”看守灵柩。
“谭贵人”的灵柩在伪满垮台后的处理情形，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受到“免予起诉”，从抚顺回到北京后，见到了溥俭和毓萶等人才得知的。他们先后告诉我说，他们在溥仪从长春逃走后，也随之仓促地逃跑了，根本没来得及处理谭玉龄的灵柩之事。当溥仪乘飞机赴沈阳，撇下这些人后，他们又从大栗子沟返回长春时，才将谭玉龄的尸首火化，带回了北京。
大概，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曾为谭贵人“披麻带孝”，溥仪又曾将我“立嗣”，再加上我的胞叔溥修一直管理着溥仪的很多家事，所以，当时溥俭和毓萶就将谭玉龄的骨灰盒寄放在了我现在仍居住的西城区南官房的家里。
这样，在家中，我一直替溥仪默默地为“谭贵人”守着“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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