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康生让写名单追究教条宗派“幕后组织”

2017年4月28日09:14:51 评论 638

本文摘自《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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