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班时贴身警卫都干些什么
不当班的时候，“九人小组”都干些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回忆说，他们主要搞各种训练。他们有一流的运动教练，每天都训练他们，除了各种体能锻炼外，很多时间都花在格斗、磨炼使用刀剑等冷兵器的技能上。当然还有射击训练，他们当中没有射击差的，都能单手射击、双手射击、黑暗中出枪射击，并且公开携带武器：冲锋枪、纳甘式转轮手枪、柯尔特式手枪及长长的挪威刀。值勤间歇，许多贴身警卫喜欢练习保加利亚十字绣花纹刺绣，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爱好。试想，一群肩膀很宽、身穿军装的大男人坐在桌旁飞针走线，就好像一群大姑娘似的，这一幕也许很有趣。贴身警卫们还阅读过不少书，不过不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不是其他经典作家的什么著作，而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弗拉基米尔认为，贴身警卫们之所以读这些文学作品，是因为这“是对战争、鲜血、污秽的一种反应”，他们“非常渴望某种善良而美好的东西，并且大家都互相看齐”。
即便是现在，弗拉基米尔也认为“九人小组”是好样的，虽然他们军衔不一，从中尉到上校都有，一些人曾经历过战争，另一些人早在战前时期就开始在斯大林的私人卫队里服役，但大家都不在意军衔级别，彼此的关系比较友好。不过，弗拉基米尔也觉得，在他们中间，没有今天的电视里所描绘的“超人”，并且他也不相信世上有什么“超人”存在。“九人小组”的卫士都很年轻，都不超过40岁，文化程度不高，最高的也就是曾上过军官学校。甚至他们的领导人——差不多从国内战争时期就跟斯大林在一起的弗拉西克中将也不曾接受过高等教育。似乎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学历会降低贴身警卫的作战能力，削弱对“领袖”的忠诚。
因为不再信任而拒绝为机关效力
弗拉基米尔觉得，虽然他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为“领袖”献出生命、用自己的身体替“领袖”挡子弹，“领袖”本人却显然不拿贴身警卫当人看。他们被禁止跟斯大林交谈，甚至被要求立下字据：不会因私人事情去打搅斯大林。可实际上，他们有的是需要请求给予解决的事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生活得相当艰难，跟普通陆军军官没什么区别。贴身警卫们对“领袖”的忠诚程度一直受到严密注视和监督，工作之外的一切交往和联系，他们的所有熟人和朋友都受到检查或监视。弗拉基米尔的母亲是列宁格勒的一名女裁缝，早在1939年时曾为芬兰领事馆的领事夫人缝制过一条裙子，到1945年弗拉基米尔被吸收进 “九人小组”时，他的母亲还被召到一处“大房子”里，被要求对缝制裙子一事作出解释。当然，贴身警卫们还被严禁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在何处服役。
尽管斯大林的贴身警卫因为工作之便认识了很多在当时掌握大权和实权的人，但他们却不曾想过要利用这一点。用弗拉基米尔的话来说就是：“当时，脑子里不曾想到过这一点。也许，时代是另一种时代，我们又是不一样的人。总统卫队中冒出一个杜马代表，这在现在是可能的，而在当时则是完全荒谬的。何况，我们是‘活着的盾牌’（贴身警卫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受护卫‘对象’，而绝不是先去歼灭袭击者），此外，我们还是某些秘密的承载者……对于那些渴望在权力结构中站稳脚跟的人来说，我们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他们不需要曾见证他们在斯大林跟前竭尽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之能事的人。”
斯大林去世一年后，他生前的贴身警卫们就被打发退役。弗拉基米尔没有可能留在莫斯科，被打发到马加丹州工作。他的一个铁杆哥们——也是“九人小组”成员之一，因为忍受不了当时的境遇开枪自杀了。大约过了20年时间，社会上又兴起了“斯大林热”，有人建议他再回到机关里效力，他拒绝了，因为他已经不信任什么机关了，“而没有信任，要在这类机构里效力是不可能的”。
上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多年的断断续续的回忆，被他的儿子安德烈·瓦西里耶夫整理成文，发表在俄罗斯《绝密报》2011年第7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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