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原大饥荒”:政治的腐败 政府的失职

2017年5月11日09:14:55历史解密115阅读模式

本文摘自《雷颐:历史的裂缝》,雷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衍为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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