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21日，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谈到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做具体工作。毛泽东回答说：“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2月2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发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就在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时，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还附上另外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2月6日，在江青一伙策划下，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2月16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在叶剑英处境困难时，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来探望，给以宽慰。余秋里从广州回来，劝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叶剑英回答说，不，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要坚持斗下去！
“四人帮”在全国全军掀起了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诬蔑邓小平、叶剑英等“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他们气势汹汹地叫嚷“跟邓小平性质一样的有一层人，要揪各种各样的走资派”，妄图整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老干部。与此同时，他们动用窃取的权力和舆论工具，继续破坏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并对刚刚故去的周恩来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民对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岂容任意亵渎！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长期蕴藏心底的怒火喷发了！
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的上百万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和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4月4日，丙辰清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围栏上面，苍松翠柏枝头，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悼念总理的洁白花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万众传抄的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投枪，直刺向“四人帮”，一幅幅挽联像誓词和号角，表达了人民要扫除奸佞，建设祖国的心声。但是，这个活动在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
在北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据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回忆，当时在边远的太原城，广大群众不理“四人帮”那一套，纷纷设灵堂，送花圈，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一位农村的小脚老太婆走了很远的路，颤颤巍巍，来到灵堂，哭着说：“我要进去，给总理磕个头！”她的举动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成为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民意、铲除妖孽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①(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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