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以来，先后有数次准备建立新根据地的落脚点：一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二是以贵州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三是遵义会议后准备在川西或是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四是打回川陕甘地区去；五是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历史的机遇让中央红军选择了陕北。在岷县（今属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毛泽东从旧报纸上获取陕北也有红军的新闻报道后，党中央又一次作出了重大决策，改变原先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把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样的决策，看似偶然，却寓于革命终将胜利的必然性之中。
毛泽东是从旧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的消息的，这已经成为党史研究者的基本共识。然而，对这一重大抉择的历史细节，却有着当事人各自的表述。《毛泽东年谱》中记载，毛泽东于1935年9月18日召见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报纸杂志都找来。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已于9年前去世的、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来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邱会作（1914～2002），在其个人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在哈达铺从旧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消息的过程，也有详细的描述。当年刚刚20岁出头的邱会作，是在毛泽东逐渐恢复对红军的指挥权后，调任军委四局任三科科长的。军委四局是主管军务、行政、供给、卫生等工作的一个行政部门，长征途中与毛泽东密切相随。
邱会作回忆，在红军发生重大分裂之后，9月17日，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的红二师一鼓作气，拿下了敌人认为不可能丢失的天险腊子口，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进入陕甘的通道。红军出腊子口后，来到了一个叫哈达铺的镇子。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每到一处，都要下面战士为他寻找报刊来看。戎马倥偬的毛泽东说：“凡是可以搞到的书，什么我都爱看！”于是，到了哈达铺，别人急于休息，邱会作却要为毛泽东收集报纸，结果在邮政所找到了一些过期几十天的旧报纸和一张陕西省通邮图。毛泽东看到通邮图，对着邱会作激动地喊道：“这件东西是个宝贝呀！”随后看报纸时，又高兴起来了，原来一些报道说在延安、保安、安塞等地，有国民党军队“剿共打胜仗”的新闻。对这些反面报道，毛泽东一语中的地说：白军在那里打“胜仗”，那里有红军。毛泽东看了一会儿陕西省通邮图说：我们在这里休整一下，就到那个人民要革命的陕北去“安家”！
据史料记述，毛泽东是1935年9月21日抵达哈达铺的，住在一家名叫“义和昌”药店的后院。22日，党中央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召开会议，初步改变原先要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并宣布正式成立有三个纵队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在会上讲，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时任中央红军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旧报纸上的这个消息给历尽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作为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也兴奋地对叶剑英说：“这张报纸来得太及时了，中央已决定下一步到陕北去，去找刘志丹！”
邱会作以自己的亲历回忆说，红军出了腊子口不久，就和国民党的骑兵打了一仗，红军的队伍有些伤亡，毛主席心里特别难过，千辛万苦都过来了，现在有些同志却死在异土他乡。毛主席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去墓地凭吊了牺牲的七位同志。离开烈士墓后，毛主席又去看望了伤病员，他的问候让伤病员十分兴奋。在回来的路上，毛主席向叶剑英说：这次打敌人骑兵，我们伤亡了二十多人，代价本来很小，但这样的伤亡我们也赔不起呀！现在就剩下林彪和彭德怀的一、三两个军团了，死一个就少一个啊。这些人是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将来发展的本钱，他们将来就会一个顶十个、百个、千万个。为了保存好这些“财富”，我们要尽可能不打仗或少打仗，绝不能拼硬仗，一定不要造成我们更大的伤亡。
邱会作还回忆，下岷山后的这段时间，因为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正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人数最少、力量最弱的时候，新改编的陕甘支队也就是7000多人，所以大家的情绪非常低沉。但在哈达铺确定中央红军落脚点之后，行军路上的毛泽东却不时和大家聊天谈局势，鼓舞部队的士气，他激励大家说：我们红军这几年是下了两次山，第一次是下井冈山，这一次是下岷山。下井冈山时我们只有千把人，革命是低潮。但下井冈山不久，红军就发展到十几万人，还建立了中央苏区。这次下岷山，人比第一次多，又有久经锻炼的红军，我们还会发展起来的。
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岷山过后，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在哈达铺确定，二万五千里长征也胜利在望，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所以才有了这年10月《七律·长征》中“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豪迈。一个月后，更有了陕北人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的热情放歌。(韩三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