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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华找吴谈，主要是谈汪东兴。将千斤重担系汪东兴一人，华国锋必须把这个人看透。
“汪东兴是反‘四人帮’的！”吴德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华作了介绍，进一步坚定了华依靠汪的决心。
接着，华又与吴谈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德对吴忠很了解，也坚定了华对吴忠的信任。
不久，华国锋又让吴德与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将北京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
接下来的日子，吴德便从北京市的稳定来思考一切，同时还作出了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抓捕“四人帮”的几个小卒迟群、谢静宜等人的方案。
抓捕前夕，华国锋还交给吴德一项特殊工作，就是陪同“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活动。
吴德清楚华国锋的安排，这时候的陪同，并不是一般陪同，他一方面要稳住陪同对象，一方面要观察监视。每次回来，他都将情况报告给华国锋。
10月6日下午，吴德刚从华国锋处回来，便又接到华的电话，告知其晚上行动。吴德坐阵指挥，迅速组织卫戍区将“四人帮”干将迟群、谢静宜和王洪文的秘书金祖敏抓获。
在华国锋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时，他还一手抓着军队，主要抓住时任政治局委员、主持军队工作的陈锡联。
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军队工作的主持者，陈锡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他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随着情况的复杂变化，军队越来越处于风浪中心。而此时陈锡联的态度，越来越关键。陈锡联痛恨“四人帮”，他支持解决“四人帮”。
吴德生前回忆华国锋给他讲的一席话，很说明问题：“华要我找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说陈锡联是可靠的。陈锡联将《光明日报》的‘按即定方针办’文章给华看过，陈说这是一个信号。”因此，华信任陈锡联，并依靠他在一线掌握军队。
华给吴讲的只是一部分，叶剑英在同华商量时，也对华交了底，说陈可以信任。实际上，陈锡联将报纸给华看，说明“这是一个信号”，也是给华国锋一个信号，军队是支持他的。
随着事态发展，陈锡联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开始向部队领导打招呼，不同程度地通报情况，指示各级领导掌握好部队，听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
10月5日，华国锋告诉陈锡联将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陈锡联把吴忠召到家中，特事特办，先交指挥权，再补手续，当面将卫戍区的调动权交给吴德。
不仅如此，在抓捕“四人帮”之后，陈又协助中央调动部队对上海的“第二武装”进行了威慑，保证了上海权力的和平交接。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前后，陈锡联给予邓小平特殊的关照，并将病中的邓小平接到三一医院进行了必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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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外，其他在外的军队政治局委员也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行动。
许世友根本没把“四人帮”放在眼里。许世友与“四人帮”之间，用他的话讲，叫“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李德生是上一届中央副主席，他虽然被江青一伙挤出北京，但却早已从叶剑英和其他军队领导处获得解决“四人帮”的信息，特别是叶剑英曾同他谈话，他一直牢记在心。
那是他向叶剑英汇报工作并受叶委托去看望邓小平之后，叶剑英问他：“当前全国形势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不等李德生回答，叶剑英自问自答道：“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明白叶剑英说的“组织”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指中央。他马上表态：“这是根本，我一定照办！”
回到东北，他坐阵毛远新发迹之地沈阳，密切关注着黑土地上的动向。毛远新私调部队进京之时，他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和老帅。同时，根据老帅指示，让这支部队原地待令。之后，他又及时掌握毛远新一伙在东北的行动，及时将地方情况报告给中央……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直对“四人帮”保持着警惕；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一直同叶剑英保持着密切联系；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感情，在会议上多次与“四人帮”展开斗争；陈永贵一向听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也受“四人帮”的打击，对中央主要领导与“四人帮”作斗争从内心拥护。
叶剑英在第一次与李先念商量解决办法时，认为开会时“四人帮”的势力只是少数。他搬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反对“四人帮”的是绝大多数，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这半个，只有四票半。可以说，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决定了此次行动向着胜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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