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公历4月4日是民国时期的儿童节，这一节日与“五四”以来“儿童的发现”渊源颇深。晚清以降，在趋新求变的氛围之下，知识界对儿童也做了一番国故的整理。在掌握了西方先进文明的知识分子看来，传统对于儿童的教养绝无半点益处，父母生育小孩无非抱着自私的投资心态——为自己的暮年养老防微杜渐，儿童不过是父权的附庸与皇帝的顺民。在欧美传入的“儿童中心观”的推波助澜下，儿童的“发现”与救亡图存的民主运动合流，形成一股战乱之中的社会潮流，儿童独立的地位和意义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和确立。
政治味浓厚的儿童节
自民国初年儿童被当作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所在，一时间，保护儿童、儿童幸福、慈幼事业成了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为唤起社会对儿童的重视，将儿童从“养老传嗣”的私意中解放出来。
1931年3月7日，由熊希龄主办的中华慈幼协会呈请上海市社会局“仿照邻国办法，谨拟选择4月4日规定为儿童节”。虽然儿童节设立的初衷是效仿西方诸国，但日期的选择却颇有中国特色。首先，考虑到春令气候宜人，乃生机盎然之季，加之该时正逢植树节，可取孙中山“树木树人”之期望；此外，民国多以“三三”禊辰节、“五五”重五节、“九九”重九节和国庆“双十”等叠数之日为庆典节日，故而将儿童节设在双四之日，可取与各节交相辉映之意。国民政府批准呈文后随即制定《儿童节纪念办法大纲》，通令各级教育厅将该节日列入小学校历，“以昭郑重而资提倡”，“四四”就这样成为了小国民们的新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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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节”到“儿童年”
儿童节的纪念大会流程冗长，形式呆板，并不能引起儿童参与的兴趣，但社会各团体响应政府号召举办的儿童节活动却使儿童们得到真正的实惠。公园、电影院对儿童实行半价或者全免票，各书局则折价出售各类儿童读物，医疗机构则免费为儿童体检和种痘，一些慈善机构则向贫苦儿童赠送玩具、糖果和图书。据1933年《新闻报》的记载，在儿童节这天，沪上的公园、影院爆满，而免费种牛痘和儿童健康体检的医院和诊所多达35家，许多平日里无钱种痘的贫儿得以在儿童节享受到了同龄人的卫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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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中的“国共之争”
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之下，儿童不仅被挖掘出与成人不同的特殊性，在给予儿童福利的同时，更被赋予了支持抗战的全新责任。如果说国家兴亡是匹夫有责，那么在妇女解放与儿童发现的浪潮之中，肩负国家重任不仅匹妇有责，连儿童也算一份。在庆祝儿童节的宣言中，国民党对六千万儿童提出了新的责任：“要让儿童们一起起来参加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战工作；要以战时教育来组装和武装我们儿童，确定我们儿童对民族国家的使命和任务。”对于儿童在战争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也列出了具体要求，包括战士救护、慰劳、募捐、宣传、增加生产等战时后勤工作，必要时参加肃清汉奸的工作以及上火线的前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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