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共产党及其军队都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国民党是斗争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丁）“外交陷于孤立与经济陷于崩溃——通货恶性膨胀”中，蒋介石说这里的失误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苏俄的交涉总是陷于被动，而莫斯科对条约总是随手签订，又随手撕毁。二是与各友邦总是立场和意见分歧。蒋介石说，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试图先影响美国舆论，再在战场上击败国军。他说美国共产党和同路人，“抨击我国民政府，尤其对我个人的诽谤，几乎用尽了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国际上的挟制，使国民政府陷于孤立。三是通货恶性膨胀，结果是经济陷于崩溃。蒋介石说，抗战胜利，本应军队复员，各安生业，国家建设，亟待进行，但共产党挑起内战，而打仗要浩大的军费，因此造成战后建设资金短缺。他说在国内是共产党破坏经济建设，国际上是莫斯科破坏中美经济合作，使得美国多次将已商定的贷款无限期停止。蒋介石也承认战后的三届行政院都有经济政策的失误，这些因素的影响，使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而无法遏止。国民党大佬陈立夫在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也认为经济崩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他把抗战后经济失误的原因归罪于曾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认为宋子文满口洋腔而不懂国情，他的经济政策一无是处。
检讨的第二大部分是“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蒋介石认为，上述四点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还可以设法补救，只要战略和政策没有错误，虽是以拙制巧，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而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则是致命的。毛泽东也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蒋介石说，一般认为，接受雅尔塔密约，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剿共未成就实行宪政是国民党的重大错误，而他不这样认为，他总结的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是：甲、对俄复交，乙、收编共军，丙、对东北问题的处置，丁、对停战协定的方针。
蒋介石谈到对俄复交时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莫斯科为了阻止日本北进，希望与中国复交，中国极为慎重，直到1932年12月才宣布复交。接着他分时间段论述道，1933年至1937年这5年，两国关系没有任何进展，“而苏俄反而力谋与日本接近，最明显的就是他出卖我们中东路予伪满洲国”。到1937年以后，中俄两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和易货协定，但“事实上苏俄对我国输出的货物，所索取的条件至为苛刻”，武器也没有零配件。1941年4月，苏俄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鼓励日本的侵略，中俄和平共存已丧失其根据。蒋介石还说，苏联派驻中国的使领馆和贸易机构都是其部署间谍组织、指挥中共“颠覆我国家的机关”。“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领事馆更是制造新疆一切事变和纠纷的指挥台”。他写道：抗战前后十四年的经历，说明了“只有联俄才能抗日”是一种幻觉，“也说明了我政府为了抗日而对俄复交，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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