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收编共产党的军队时，蒋介石说，1934年“剿匪”胜利后，着手对中共政治解决，七七事变后，进而收编共军，这虽是日本侵华所迫，而“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蒋说，这使得中共利用国军集中力量抗战之机，扩张其武装。他认为，事实证明，收编共军，容许共产党以同等地位参加抗战，对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这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写道：1945年至1946年，“苏俄对东北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受东北的计划，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他认为这也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蒋介石反思，东北问题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当时既不能单独解决，就应该停止接收，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公断并公诸世界舆论。这样在国内能集中兵力于关内，“戡定中共的叛乱”；在国际能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而国民党受国际国内牵制，决定之策不能坚持，同时将国军精锐调赴东北，陷于一隅，“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对停战协定，蒋介石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太顾虑对外关系，以致处处被动。要是集中力量，执行1946年1月的停战协定，“对于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不幸对内决心不够，对外中途动摇，铸成大错。
蒋介石总结说：“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责于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他还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就能抗俄复国。
蒋介石所说的错误和失败都是共产党的正确和胜利，他越是痛切的懊悔之处，往往正是毛泽东最为成功的得意之笔，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这两个对手对同样问题的认识。当然，还有许多国民党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蒋介石没有说，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信仰社会主义；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符合广大民众向往民主自由的愿望，没有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各级官员贪污腐化，让百姓怨声载道；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对现实不满；等等。对这些问题，不知蒋介石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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