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分，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说话都已经十分困难，然而除夕这天，他将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到本人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周恩来十分困难地给罗青长说起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杨登瀛。他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协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杨登瀛，原姓鲍，名叫鲍君甫，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间谍在上海的最高担任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严重的贡献。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通晓，但又为了营救中共指导人，却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但也有人称他为国民党侦探、摧残革命志士的刽子手……
上海滩上“兜得转”的人物
杨登瀛，1893年出生广东珠海。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读完了中学，又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听过日本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讲课，并遭到很大的影响。回国后即参加了“五四”运动，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是国民党内的左派。杨登瀛在上海日本人办的洋行里做事，他年轻博学、风流倜傥，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交际很广。他与日本人办的几家通讯社，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都有往来，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很熟悉。“五四”运动时又结识了当时的工作运动指导人后沦为大叛徒的顾顺章，通过顾顺章又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总之，他是一个在上海滩上非常“兜得转”的人物。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起“4・12”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杨登瀛有一个老乡叫杨剑虹，两人也是在“五四”运动中认识的。杨剑虹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担任人，但思想却十分反动。杨登瀛虽然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言语，但广东省人特别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加上当时两个人都是单身汉，他们在生活上十分亲密，平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1928年初，共产党人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起义失败，逃到了上海，一时没有地方落脚，突然想到了杨登瀛……
陈养山和杨登瀛是在1926年认识的，他通过朋友引见跟杨登瀛学习日文。杨登瀛自然知道陈养山是共产党员，但他从不过问陈养山的行迹，相反倒不时地通过本人的社会关系给陈养山提供些方便。这一回陈养山辗转找到了杨登瀛，杨登瀛非常热情地收留了他。没有多久，陈养山便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但仍然住在杨登瀛家。
与陈赓见面成“双重特务”
也是在1928年春天，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但任科长的先后有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锋、徐恩曾等。陈立夫、张道藩和杨剑虹是好朋友，便在中统给杨剑虹安排了一个位置，任命他为驻上海的特派员。这个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利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间谍机构在上海的主要担任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决定。
“中统”刚刚成立，人手非常紧张，整个调查科不过二十来个人。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帮手，他想到了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尤其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便有意安排他为本人的副手。杨登瀛晓得后左思右想，最后将这个音讯告诉了陈养山，想通过陈养山征求一下共产党的意见……
陈养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是中共党内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陈赓详细讯问了杨登瀛的状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觉得可以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杨登瀛谈到了本人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间谍那番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开会人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
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杨登瀛，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反叛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同意将其枪毙了，因而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音讯完全可靠。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联系。杨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荫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杨登瀛接洽。杨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音讯的陈赓带领特科立刻行动。
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用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蜂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不断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敏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自从中共叛徒白鑫被铲除以后，中共以为杨登瀛（鲍君甫）“告密”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精确，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与杨登瀛获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连德生（曾赴苏联承受过特工培训）和一个化名安娥（女，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的地下党员与他单线联系。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刻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率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7名共产党人被捕。事后杨“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的报答问题。杨登瀛获此情报后立刻“告密”陈赓，叛徒顾某立刻命归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刻被惩处。
1930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黄弟洪从苏联学习归来，党安排他去中央苏区工作，同时让他住在机关内静候交通员带他去苏区。想不到黄弟洪这时已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他偷偷从机关搬到旅馆里去住，同时写了封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校长……”
接到黄弟洪的来信，蒋介石心花怒放，当即将信批给徐恩曾，要徐派人找到黄弟洪，将他带到南京。徐恩曾即派专人将信转交给杨登瀛去办。杨登瀛接过信，声色不露，一面把信给了黄弟洪，一面又让连德生将音讯告诉了陈赓。后来，黄弟洪也没有逃脱人民对他的严峻惩处。
1930年秋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不幸被捕，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上了电刑，但他坚贞不屈，绝不低头。陈赓急忙找到杨登瀛，要他设法营救，杨登瀛在德大西菜社请兰普逊吃了一顿大菜，席间杨登瀛对兰普逊说:“任弼时是他手底下的人。”兰普逊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卖了个人情，将任弼时释放了。出狱后不久，任弼时就去了湘鄂西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