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为何请来全国县委书记?

2017年8月6日14:55:07历史解密109阅读模式

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不仅以其空前的规模载入党的史册,更以其通过上下通气和上下互动的讨论来解决现实难题、总结工作经验而启示后人。

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议,原本是为解决粮食紧缺这个当时非常具体而又重大的难题。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1960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当年任务的20%,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有断粮的可能。为解决这个从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党中央专门提请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商讨办法。结果与会者多表现出畏难情绪,怕答应了中央要求的粮食征购数目后回去难以兑现。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次会,以“打通思想”。为此,毛泽东不仅同意陶铸这个提议,还决定再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们也请来。这就是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怎样才能“打通思想”呢?毛泽东的设想是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讲清道理,把会议当成“小整风”。于是,中央在1961年11月16日发出的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里明确提出:会议主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工作中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就是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不讲老实话,“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等等。

因落实粮食征购计划而引发召开大规模的会议来总结经验,体现了中央见微知著的正确判断和值得提倡的领导方法。从中央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和稍后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来看,当时设想的大会主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总结经验,讲清楚“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一个是解决问题,反对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但这两个主题不是并列的,总结经验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重点在后者。

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矛盾,是不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从毛泽东对大会报告稿的处理方式看,中央似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有这样一个说明:“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1月11日举行时,没有举行开幕式,而是直接把大会报告稿发给与会者阅读,然后分组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一开始,果然是议论纷纷。不少与会者明显不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主张。有的省说,工业上有分散主义,但非此不可,否则不能调动地方上发展工业的积极性;而农业上不仅没有分散主义,相反是集中过多,把农民搞得比较苦。有的省说,现在不是反分散主义的问题,而应该反主观主义。显然,地方干部与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反主观主义,则尖锐地触及到“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原因。

中央在1月15日发现了会议讨论的这个重要动向。是坚持按原拟主旨开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重拟报告稿?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6日果断决定,应该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大会报告,并要求先弄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这个决定,实际上使大会原拟的两个主题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以总结“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主。

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大家是拥护的。但在怎样总结经验这个问题上,认识就不一致了。由于中央鼓励人们大胆思考和具体分析,一时间又是议论纷纷,并很快就突破了中央原来的认识范围。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与会者把原拟报告中谈得比较抽象和笼统的“大跃进”失误的原因,也讨论得更加具体和深入了。

会议原准备在1月30日结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在北京过一个春节(2月5日)。延长的几天干什么呢?毛泽东说:“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在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这样,从1月31日到2月7日的会议,便以“出气”“顺气”为主,即各省、市、区、部委听取地、县两级的意见,同时检讨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做法,使与会者心平气顺,认为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正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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