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历来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敦煌，莫高窟这座佛教艺术的宝库闻名于世。而在莫高窟出现以前，该地区还有着一段不为人所熟悉的前史，值得被发掘和探究。
汉燧见证宕泉河谷早期开拓
在敦煌莫高窟以南约3公里处的沙丘中，有一座突出的山峰，峰顶屹立着一座唐代烽燧（又称烽火台）遗址。在其东北方向大约100米处，坐落着一座汉代烽燧遗址。两座烽燧宛如一对姊妹。据推测，唐代烽燧是在汉代烽燧遗址上重建的。因为该地被称作“大沙坡”，所以这处烽燧遗址也被称为沙坡墩烽燧。
无独有偶，这种姊妹烽燧，在敦煌红山口还有一处。两处烽燧的所在地，都位于汉代阳关周围，是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塞，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特别是沙坡墩烽燧，距离宕泉河谷仅有大约500米。汉代在该燧驻扎的兵卒，平时大部分时间可能就生活在宕泉河谷中。而宕泉河谷幽静、安宁，仙岩寺和莫高窟等佛教圣地正是诞生在这片河谷。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认为，莫高窟南山沙坡墩烽燧残留下来的汉代遗物，足以将莫高窟地区的人文历史提早到汉代。换言之，从汉代开发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四郡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两关即阳关、玉门关）开始，宕泉河流域这片土地就得到人们的精心守护和开发利用。而当年驻守烽燧的士卒们，也可以说是莫高窟地区历史的开拓者之一。
图像与实景在城城湾吻合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366）。而在莫高窟诞生之前，敦煌已经是佛教文化的沃土。据文献记载，早在西晋时期，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的法护和他的弟子，在敦煌翻译佛经，“立寺延学”。20世纪，敦煌学家王重民从法藏敦煌遗书中抄回的《莫高窟记》还记载，西晋时以草书闻名的索靖曾在此“题壁仙岩寺”。而仙岩寺的遗迹究竟何处寻，曾经令学者冥思苦索。一件敦煌遗书，为他们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法藏敦煌遗书P.t.993，是一幅写实风景画：在山谷中、小河边，在佛塔和树木环绕的台地上，有一处类似佛寺的建筑院落，其中还有藏文题记。2012年，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晓星发表论文，将此画定名为《吐蕃寺庙图》，并认为该图所画的可能是莫高窟附近的一座寺庙。文中还给出那条题记的译文——“下部的讲堂和僧房”。
从20世纪80年代起，马德在从事敦煌莫高窟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将“索靖题壁仙岩寺”作为重点课题来探讨。经过对莫高窟及周边环境多次反复详细的考察后，他推测法藏敦煌遗书P.t.993所绘风景是莫高窟以南宕泉河谷中城城湾遗址的一部分。吐蕃时期的画家之所以描绘城城湾，是因为它是人们心目中的佛教圣地。这里与印度王舍城灵鹫山释迦说法处在地形上有些相近，与2世纪的犍陀罗塔夫提拜山岳寺院的地形环境和建筑格局一致，与僧传中对法护活动场所的环境描述也相吻合。因此，可将P.t.993命名为《仙岩寺图》。
30多年来，马德到城城湾遗址考察已不下50次。他告诉记者，城城湾的地名，是近代敦煌当地百姓随意命名的。如果还它本来面目，应该就是敦煌遗书中记载的“仙岩寺”。其历史在敦煌比较久远，至少比莫高窟创建的时间要早。
见证敦煌对文明交流的贡献
在中国佛教史中，法护译出禅经，昙猷付诸实践，他们的事业像是一场接力。南朝僧人僧祐曾评价道，“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高僧传》中又记载，“先是世高、法护译出禅经，僧先、昙猷等并依教修心，终成胜业”。据记载，东晋高僧昙猷353年前后曾遵循法护译出的禅经在敦煌开龛修禅，比“达摩面壁”还要早近180年。而在城城湾遗址西侧的崖体上，存有一座方形小龛和一座洞口被流沙掩埋得只剩一道缝隙的圆券形龛。马德推测，城城湾现存的这两座小窟龛，很有可能就是永和九年（353）昙猷所建、用于修习禅定的石窟。
在马德看来，佛教史籍对法护和昙猷的历史贡献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同时也证明了宕泉河谷城城湾遗址的历史意义。以敦煌石窟为中心的敦煌历史文化今天被认作世界古代文明交流的结晶，法护和昙猷居功至伟。他们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就是敦煌对中国早期佛教发展的贡献，也是敦煌对世界古代文明交流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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