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有教授（含副教授）338名，共培养毕业生3882名；西北联大则拥有505名教授（含副教授）的师资队伍，培养了9257名毕业生。本文选摘自《西北联大》一书
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学生宿舍，摄于1938年4月。
西北联大图书馆，摄于1938年4月。
1938年3月，西安临大师生徒步翻越秦岭。
1939年7月，西北联大文学院教师与毕业生合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相继沦陷。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平津地区文教机构纷纷内迁。“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这两“兄弟”，一个向南，一个向西。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长沙临时大学继续迁徙到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西安临时大学也继续南迁到汉中，改名西北联合大学。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同时诞生的同胞兄弟，是一株藤上的两颗瓜，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西北联大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37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有教授（含副教授）338名，共培养毕业生3882名；西北联大则拥有505名教授（含副教授）的师资队伍，培养了9257名毕业生。本文选摘自《西北联大》一书。
西迁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不少学校已经放暑假，北平地区的大部分学生不在校内。事变发生的第三天，蒋介石邀请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座谈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应邀参加。
事变发生时，不少身在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表现出对华北局势的忧心。7月15日，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等9位学者联合密电蒋梦麟、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让），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袪除此种疑虑。”
7月16日，李书华、李蒸、潘光旦等21位教授又密电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各校负责人：“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7月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是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
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首先瞄准文化教育机构，对中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摧残和破坏。但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人民。张伯苓校长得知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他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事变之前，面对很多人的担忧，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的回答是：“我可以告诉诸君，如若万一无办法时，在北平不能办大学，在别处仍可以办。在那时，组织规模或者不能与现在一样，而生命则无论如何是不会断的。”
在中国教育界享有盛誉的这批高等学府，到底何去何从呢？
8月19日，教育部在南京举行会议讨论华北高校内迁事宜。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已经在长沙动工建立分校，初步计划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又由于战前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已经与陕西省政府共同做好迁陕准备，而且北平研究院部分机构已经迁到陕西，所以计划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不料，北平师范大学“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自愿分到西安一组。
为了挽救教育，保存文脉，国民政府及时出台《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
9月2日，教育部长王世杰签发第16390号令，聘请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徐诵明（北平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北洋工学院院长）、童冠贤（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翛（教育部特派员）、周伯敏（陕西省教育厅长）、臧启芳（东北大学代理校长）、辛树帜（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9月8日，中英庚款委员会应教育部之请，决定拨款50万元作为两所临时大学的开办费。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紧急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坚持抗战，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移。
10月18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以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西安临大校刊》创刊号中称：“临大合平大、师大、北洋，极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始在此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实一创举。”
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大南迁汉中，开始了“一次徒步的长征”。4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西安临时大学改称西北联合大学。
7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西北联大各院系调整办法，农、工两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分别合并改组为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
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改西北联合大学为西北大学（由西北联大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并将原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医学院各自独立设置，分别改称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从此，西北联大之名不复存在，进入五校分立、合作办学时期。
校训
校训是指导师生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辞海》解释为：“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由此可见，校训是一所学校对全校师生员工具有导向性、规范性、勉励性的训示、号召与要求。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校训是一所学校教育理念、治学风格的高度概括，是学校办学传统与育人目标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大学文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内容。好的校训能铸造特立独行的校园文化，而特立独行的校园文化又能张扬学校的个性，涵养大学精神。
西北联大校址安定之后，于1938年10月19日召开第45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议称：“校训制定‘公诚勤朴’四字与国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制成匾额，悬挂礼堂。”
校训最原始的解释出自黎锦熙教授1944年5月在城固撰成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史》，其中有：“‘公诚勤朴’校风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足以去贫，非仅治学修业宜尔。勤以开源，朴以节流。然朴之意又不至此，乃巧诈之反。‘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此足以去愚，凡诈皆愚也。公以去私，用绝党争。‘诚者天之道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足以去弱。弱源于虚，诚则实矣。‘贫、愚、私、弱’，人皆知为吾民族之所苦；勤朴公诚，正其对症药也。”详解如下：
“公”，即天下为公。《礼记》提出了中国古代贤哲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最高标准。近代以来，“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终生倡导的精神。黎锦熙以“公以去私，用绝党争”释之。它表达了西北联大以国家建设与民族事业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
“诚”，即不诚无物。“诚”乃天之道。《礼记注疏》曰：“物，万物也，亦事也。大人无诚，万物不生；小人不诚，则事不成。”朱熹解释说：“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即只有至诚之心、全身心的投入，才能有所成就，成就自己的同时成就他人、 成就事业。黎锦熙同样认为，“诚”可以“实”去“弱”去“虚”。它蕴含了西北联大师生以诚待人，以诚做事，忠诚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勤”，即勤奋敬业。《尚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诗经》云：“始于忧勤，终于逸乐。”唐代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正如黎锦熙所指出的：“勤以开源”；“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足以去贫，非仅治学修业宜尔”。它是西北联大师生忠于职守、奋发有为的表征。
“朴”，即质朴务实。儒家认为质朴与文饰相对。道家主张的“朴”，即朴素、本真。黎锦熙则认为：“朴以节流。然朴之意又不至此，乃巧诈之反。‘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此足以去愚，凡诈皆愚也。”把“朴”解释为节俭节流，不事雕琢，与世无争，埋头苦干。它是西北联大师生艰苦朴素、质朴务实的真实写照。
受命撰写校歌歌词的西北联大秘书处主任兼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教授稍后将校训写入校歌。自西北联大分出的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也分别拟有“公诚勇毅”和“诚朴勇毅”的校训，表现了三校同出一源、分而有合的紧密联系。2002年1月15日，西北大学筹备百年校庆时研究确定，沿用1938年所定之校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