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遁”逃脱审判!一个“忘我”投机分子的一生

2020年10月6日17:08:59 评论 32
摘要

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进行的各种准备,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这此类群丑。毕竟,他们不配。同时我们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留给这群跳梁小丑洋洋自得的时间,已经不会太久。就李某人病死这件事本身而言,一个投机分子病死了,当然称不上坏事,但同样不值得喜大普奔。通过“死遁”来逃脱正义的审判,倒是使得大家有点惋惜,仅此而已。

7月30日晚上七点多,友人忽然来告诉我,“岩里政男死了”,微信群里顿时充满了斥责之声。又有治党史的老先生回忆其两次入党脱党的可耻行径,鞭挞之余,也为我党早年在台牺牲的诸位烈士感到不平与惋惜。

  我相信,站在祖国和人民的立场上,李某人自然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如果按传统治史的话,大可以入《谬丑列传》一类。但又觉得,大可不必对他早年的所谓“共产主义思绪”有多么认真的态度。

  教员同志曾经讲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要评价一个人,当然是要有一本关于“传主”本人生平事迹的略账,在“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看大节不看小节”的原则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不忘初心,一直为人民做好事。

  李某人1923年出生于日本殖民下的台湾总督府台北州淡水郡,其先祖原为大陆福建永定迁去的客家人,但入乡随俗逐渐闽南化,在台时又接受了基督教长老会一派的信仰。台湾总督府在殖民和同化台湾的过程中,搞起了“皇民化”运动。岩里政男之名,始得于此。言语异声、文字易形之下,李某人的民族认同逐渐也发生了变化,他后来所谓“我22岁之前是日本人”也来源于此。因其父李金龙任伪刑事警察,他小时家境不错,可以接受教育。

  李登辉与哥哥李登钦的合影

  1941年,李某人考上了台北高等学校(即高中)。在台高期间,他看了一点日文翻译后的各国左派书籍,开始有了那么一点形左实右的虚无主义倾向。他那时曾主张,“中国的文化、生活、历史观应该要彻底改变”,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1943年秋,他考上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经济系。

  他后来自我粉饰说,当年学农,是为了到“满洲”去协助解决中国问题(有某些文痞替其美化为“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然而我们仔细一想,显而易见,这里他讲的“满洲”,乃是他“大日本帝国开拓团”种田失败的“满洲”;或者至少也是伪满洲国——那个称呼日本为“亲邦”而自甘儿皇帝之位的伪政权——的地盘。要到“满洲”去解决中国问题,那肯定不是突然发了善心要去解决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把中国当做“我大日本帝国”的问题给解决掉,顺便解决一下帝国在那里遇上的农技问题。他在京都帝大时,也读一些当时时髦的马、恩著作,并“表现出对于社会时事的关心”。这是他倾向于政治投机的铺垫和开始。

当地报纸对岩里政男(李登辉日文名)写血书“志愿入伍”的报道

  在日期间,李登辉应征入伍。1944年,他曾短暂回台湾高雄受训,此后再次返日接受炮兵训练。日本战败之前,李某人“最可夸耀之功”,是他似乎在名古屋大轰炸中替“皇国”打下了一些B-29。1946年春,李登辉摇身一变,又变回了学生,由日返台,在台湾大学继续学习。他当时搭乘的,是遣返被引诱到神奈川高座海军工厂台湾少年工的“米山丸”。

  我们都知道,国民党逃台部队军容、军纪差,国民党大员们更是嘴上“台湾同胞”心里“台湾糖包”。当时的台湾青年对“国军”多有批评。李某人却在船上表演了一番突击爱国。他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在这里,他的国突然就变成了中华民国。

  回台后,他借着与吴克泰(台工委负责人之一)熟识的关系,先是炫耀自己的日文版资本论,后来又营造自己“厚道、肯用功读书、做事认真”的形象,混入了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组织。

  “二·二八”遭镇压失败后,李某人对于自己的安全和前途表示担忧,遂退党。后来,李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又一次为自己的行为涂脂抹粉,说什么:“因为被交付的任务没有意思,又加上想结婚成家等因素就决定退党”。

  李登辉要求退党后,党在台湾还有一个外围组织,叫新民主同志会,他还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时候,使得李登辉万分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同志会的几个人一起要求集体入党,而李登辉却刚刚退出,他也不能够反对和申明,因为有君子协定,要保守秘密,所以他只好随大流再次办了入党手续。这期间,吴克泰离开台北到农村山区去了,之后由徐懋德来领导新民主同志会,后来徐跟李登辉就他第二次退党事宜谈过两次,同样未果。

  其表面理由,是作为党员不自由、不愿意继续留在党内。至于实际因素,大概有两条。其一,他当时已经是台大助教,又借着自家(以及早已有婚约的淡水地主曾家)在长老会中的关系搭上了美国人这条线。其二,他反对党的土改政策,要在赴美搞农业经济研究当中,去找“论据”和自己比较安全的前途去了。

  此后,李登辉以农业经济专家的形象示人,正好遇到国民党“万年不变国民代表大会”(大陆地区代表无法改选)和在台外省人二代等问题逐渐显露。作为所谓加强本土化、精英化、年轻化的一个典型,他得到了蒋经国的赏识和支持。国民党要用李登辉,也清楚他参加中共的这段经历,1969年李登辉曾经被国民党连续审查过七天,来来去去,还要定期向有关部门汇报,住宅被监视,外出遭跟踪。最后蒋经国跟李登辉面谈说,你的有关材料已经被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李某人的问题才暂时平息下来。

蒋经国与李登辉

  1972年,他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骨干人物;1981年12月任“台湾省主席”;

  1984年提升为“副领导人”,进入“中常会”,被蒋经国指定为接班人;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领导人”,任代理主席,国民党“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主席。其后又连任第八、九任台湾地区领导人;2000年5月20日卸任,由陈水扁正式就任。

  据说,蒋经国之所以选择李登辉,一是他的“政绩”;二是他“生活起居甚为简朴”,更重要的是李登辉的“反台独”。然而,李登辉在“台独”这一问题上其实老早就已经是两面派。1964年,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以及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后,李登辉预备前往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博士。过境日本东京时,因与王育德的大哥王育霖认识,他前往王育德家拜会,也因此曾见到黄昭堂。当时,王育德、黄昭堂皆是台湾青年社(日本独盟前身)的成员。1965年,李登辉到达康奈尔大学。在美国期间,1970年“四·二四刺蒋案”的主角黄文雄,和李登辉交往甚密。

  世纪之交,羽翼丰满的李登辉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容”,大力鼓吹“台独”,提出所谓制定“台湾基本法”,所谓的“正名”,“以台湾代替‘中华民国’”等。

  李晚年曾有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他用普通话讲话的时候满嘴追求统一;用闽南语(所谓台语)讲话的时候满嘴“台独”;用英语讲话的时候满嘴自由民主;用日语讲话的时候满嘴日本伟大、日台亲善。这样一个一生投机到“忘我”的变色龙,哪里会有什么“真我”?不过这样一来,他的那句名言,配合上各个时期他的不同言论,倒也是一幅恰如其分的自画像。

爸爸再爱我一次

在康奈尔大学大念“民主经”

你且在此地不要走动

签名是不可能签名的

那九二共识这里签的是麻辣鸡丝么?

看来签的确实是麻辣鸡丝

  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进行的各种准备,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这此类群丑。毕竟,他们不配。同时我们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留给这群跳梁小丑洋洋自得的时间,已经不会太久。

  就李某人病死这件事本身而言,一个投机分子病死了,当然称不上坏事,但同样不值得喜大普奔。通过“死遁”来逃脱正义的审判,倒是使得大家有点惋惜,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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