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11月，李鸿章又通过奕譞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
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譞，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与前几次一样，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然后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
李鸿章像
大体而言，顽固派的意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修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认为如修筑津通路，一旦外敌入侵即可经铁路直达京师。二、修路扰民。铁路所经之地，要拆毁民间田庐坟墓，必致民怨沸腾。三、修筑铁路夺民生计。铁路修通后，将导致成千上万原来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贫困失业，断了他们的生计。
奕譞像
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李鸿章这次因有醇亲王支持，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
相反，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