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的牵连者
尽管“总理遗言”完全是李君旭一个人的“虚构创作”，但这起重大政治案件却前后牵连了近千人。全国各地都有人因为传抄“遗言”而被通缉、监视、传讯。而被真正实施抓捕、进行“保护性审查”的核心成员除了李君旭，还有十一人，他们是：李君旭最要好的朋友瓜子、阿斗、大耳朵、晨光（使用绰号是因为他们都不愿被提及姓名）；中学体育老师毛宁；李君旭的父亲；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名处长；李君旭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处长；瓜子的父亲及姐姐。
这十一个人里，没有一个事前知道是李君旭炮制了“遗言”，但却都被公安部门划定为“总理遗言”案的同谋和幕后策划指使者。他们无故遭受了数月或十数月的牢狱之灾，有的人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却至今都没能真正弄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被抓。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作者袁敏，就是瓜子的亲妹妹，同时也是李君旭小学时的同班同学。1976年春天，她的父亲、哥哥、姐姐都被秘密抓捕，她和母亲被软禁家中，亲眼目睹身着白色警服的办案人员如何拥入自己的房门，滴水不漏地展开抄家行动。她们隔三差五被传讯，那一段几乎家破人亡的特殊岁月，刻骨铭心。
根据袁敏的采访、记述，1976年5月，中央的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局抓捕，然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坚决不相信一个青年工人可以独自制造出如此的惊天大案。李君旭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推论，因此他们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轮番的疲劳审讯终于彻底瓦解了李君旭的意志，他说出了出身干部家庭的好朋友、袁敏哥哥的名字。“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引自《重》书第33页）。
不久，包括李君旭在内的十二个被捕者，又被公安局分为了两类。其中七个“要犯”被秘密送出杭州、押往北京。另外的五个人，被以同样隐秘的方式押往临安的天目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