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西域战略:打破C形包围圈

2017年2月17日08:49:12历史解密119阅读模式

没有了天山南北草场和农田的滋养,没有了丝绸之路的商业收益,再加上汉朝和盟国的通力打击,以游牧为生的匈奴帝国,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最终沦为边塞部落。汉朝对于丝绸之路的经营,延续二百多年,历时多代,其经略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今人回味。

汉武帝西域战略:打破C形包围圈描绘汉朝将领霍去病征讨匈奴的作品。

作者:朱利安

两伐大宛:汉武帝的武力开埠

仅用“丝路基金”开道是否就能摆平一切?答案是否定的。

无论是广义上的西域,还是狭义上的西域,从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诸民族,与汉朝的关系,最初不过是贪汉财物。这在张骞出使乌孙时可见一斑,乌孙王在面对琳琅满目的汉朝奢侈品时,竟然对张骞行了拜见单于一般的礼节。“因汉绝远”,所以西域各国怕匈奴多于怕汉朝,甚至抢掠、攻杀汉使。汉使的队伍,实际上是官方商团,除政府官员外,还有企业家、赐物、财货,掠杀汉使竟成了丝路小国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而匈奴在西域设有“僮仆都尉”,征收税负,征发兵源,小国稍有忤逆,随即大兵相向。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先行的路子走不通了,还要亮剑,彰显军事存在。还是刚才提到的大宛国,有宝马,就是汗血宝马。汉武帝很想要,一方面,满足下自己的奢侈品收藏欲;一方面,要通过这种马改善马种。汉马和秦马类似,都是河曲马。这是一种挽马,多做力用,说白了是力畜,适合干农活儿。汉跟匈奴作战,河曲马不如蒙古马,因此在漠北决战后,汉亦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追歼。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能日行千里,无疑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国防利器。

汉使带着商团去了。除了丝路基金一千金,还有国礼:一匹金马。请贵国与汉通商,很有诚意吧?结果大宛稀罕汉朝财物,其结果是,汉使被杀,财务被抢,汉朝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起者,权威收到了严重考验。

强汉出手。汉武帝派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攻伐大宛。李广利遇到了一个问题:沿途各国坚壁清野,拒绝补给汉军。除非攻城,攻下才有粮秣。这样一路消耗,到郁成时只有几千人,被当地人杀败而还。汉朝第一次伐大宛,就这样失败了。

很多人认为因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无领兵才能。但笔者认为,这次失败主要还是因为汉朝轻敌了。第一,有人告诉朝廷,西域兵弱,三千汉兵一路杀将过去,就能尽数降伏。第二,属国骑,大抵是羌胡降兵,作战意志不如汉朝正规军。第三,充军的郡国恶少年,或许武艺高强,性格强横,但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兵将之间也熟悉不够。第四,仓促出兵,没有预备队。

这场失败彻底激怒了汉朝。如果不给大宛一点颜色看看,之前的漠南、河西、漠北三次会战的战果也将覆水东流!所以第二次伐大宛,汉武帝使出了压箱底的资本:“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同时,在酒泉驻扎了18万预备队,大兵压境,西域震动!

这次兵带的多,沿途小国没有做出坚壁清野的姿态。到了大宛城下,攻城甚急,大宛人杀了他们的王,开城投降。汉朝得到了汗血宝马。

笔者的家乡武威,是东汉文物“马踏飞燕”的出土地,按畜牧专家的说法,这马就融合了大宛马、河曲马、蒙古马的优秀之处,遂有后来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看来马种改良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汉朝伐大宛,是一次典型的“武力开埠+国际威慑”。在此之后,西域各国才真正认识到汉朝的强大,并从与汉朝的互使往来中,获得了大量经济红利。在汉与匈奴之间的选择中,大部分西域国家会选择汉。这是汉与匈奴争夺西域过程中,第一次重大胜利。

汉朝的“盟国”与高铁

第二次重大胜利,则源于汉朝“远交近攻”策略之奏效。乌孙国在葱岭北,大宛、康居东,与汉朝不接壤,不会产生大的纠葛,但也不算太远,汉的羽翼差不多能罩到。乌孙常受匈奴欺凌,兵将较多,有一定作战能力。汉朝这次选择的方式,是和亲+战争红利。和亲的承载者,是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尤其解忧,足以跻身中国历史最佳女外交官之列。解忧一直在影响乌孙政局,促使乌孙和汉共击匈奴。如昭帝时,汉将常惠发兵乌孙兵,乌孙王自率五万骑从西方进入匈奴领土,斩首4万级,马牛羊驴驼70余万头,乌孙可自行支配战利品。在汉朝的主导下,参与战争,从中分得红利,也成为西域各国的经济来源之一。再往后,不单对匈奴,对西域内反叛汉朝的国家,也采取了这种形式。如陈汤、甘延寿击北匈奴、班超伐龟兹,基本上都大量征发西域兵。

第三次重大胜利,源于汉之“西域都护”超越匈奴之“僮仆都尉”。西域都护的前身是屯田官,这些屯田点,既是往来客商、使者的驿站,也是汉朝屯卒的军粮来源。一方面满足了丝绸之路往来的安全需求,一方面不至于劳顿西域各国,加重它们在粮秣供给方面的负担,类似美国西进运动时的“毛皮驿站”。汉昭帝时,与匈奴争夺车师,胜利,丝路南道畅通。后来匈奴的日逐王降汉,北道也通。都护府成立,郑吉成为汉朝第一任西域都护。这意味着天山南北,也就是狭义上的西域,正式纳入了中国领土。汉朝在这里采取羁縻治理,经济上不敛赋税,不摊粮饷,而往来客商和使者,以及时不时发生的战争掠夺行为,使西域小国的利益评判,明显倒向了汉朝。政治上则为西域小国调节矛盾、保障安全。匈奴则不同,僮仆都尉,顾名思义,西域各国皆为匈奴仆役,只有掠夺,没有关爱;只有践踏,没有共存。汉朝为西域小国提供了和平、安全、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匈奴的僮仆都尉“遂罢”。此外,对于葱岭外诸国,如康居、安息、条支等,汉朝始终坚持互利互惠原则,商贸优先。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皇帝安敦派使团来华,都是丝绸之路国际交往的佳话。汉在葱岭外,营造了一个“结盟组织”。

第四次重大胜利,源于汉朝在“高铁”方面的巨大投入。除西汉开通沙漠丝绸之路,从阳关、玉门关到车师,再到疏勒,遍布亭隘外,东汉初年还开通飞狐道,自代至平城,约三百余里;又开通峤道,自零陵、桂阳,通岭南,远达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长一千余里;自巴蜀向西南开通 古道、永昌道,经缅甸,到达身毒,北上大夏,这就是西南丝绸之路。这些通道的沿途,有邮局,旅店,保障了来往商旅的安全,促进了投资和地方经济繁荣。

在这样的布局之下,匈奴彻底失去了西域。没有了天山南北草场和农田的滋养,没有了丝绸之路的商业收益,再加上汉朝和盟国的通力打击,以游牧为生的匈奴帝国,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最终沦为边塞部落。汉朝对于丝绸之路的经营,延续二百多年,历时多代,其经略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今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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